《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范文

当阅读了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这时就有必须要写一篇读书笔记了！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写好读书笔记而烦恼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1

马克斯·韦伯是十九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我很高兴有机会为读到这本书。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反复阅读韦伯作品，借以激发理论想象，提炼研究问题，推进学术思考，从中获益匪浅。我从研究者角度与读者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

伟大的思想通常与伟大的时代携手并行。韦伯从事学术活动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正逢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式在欧洲各国确立，重组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改变了世界面貌和格局。欧洲思想界也因此独领风骚，极大地发展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阐释。在这个大背景下，韦伯以独到的思路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即从观念文化层次着眼来认识和理解经济现象，并特别强调前者对经济活动、组织制度的深刻影响。这一思路与同时代的其他伟大思想家如马克思、涂尔干等迥然有别，独树一帜。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始于这样一个观察：在十九世纪前后的欧洲各地，基督新教盛行的区域通常伴随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宗教信仰与事业精神同时体现在同一类人群身上。由此引出本书的命题：基督新教所产生的职业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有因果关系。韦伯提出，新教信仰塑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沉淀为欧洲社会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很大争论，引发了韦伯随后的一系列回应和阐释。这些写作构成了这本书的内容。

韦伯讨论的起点是区分传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在韦伯看来，市场经济，包括货币经济，自古即有，但属于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或自给自足，无力扩张；或贪得无厌，冒险无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产生的理性资本主义亦追求营利，但体现出理性的经营方式与生活方式。

韦伯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来自独特的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方式，这一伦理的核心即努力经营但同时禁欲的情操，即“把劳动当作绝对的目的本身”的“天职观”。蕴含于宗教信仰的伦理规范对个人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若有违反，则被认为有悖义务。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需要对挣钱的‘天职’的这种全力投入”，这一风格（ethos ）特别适应理性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之精神，体现在企业家和劳动者双方身上。

这本书的其余篇幅进一步阐释和论证这一命题，以此“探明通过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实践所产生的那些心理动力，这些动力为生活方式指明了方向，并将个人固定于这种方式中了”。韦伯特别关注的是，上述诸环节间的逻辑链条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新教导致特定的“天职”职业观；这些宗教观念如何转化为伦理而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又如何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

“天职观”起源于十六世纪路德宗教改革。路德将宗教从教会中解放出来，将人们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视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内容，即“天职”。但路德的职业观将职业劳动与宗教原理分离开来，不主张营利活动，无法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韦伯把分析目光引向了清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义相比较，清教教义规范表现出严肃的现世关怀，以现世生活为己任，与现代理性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然而，韦伯不是停留在这里，而是提出新的问题：清教教义的目的并不是倡导资本主义精神，而是倡导清教徒生涯与事业的核心追求，即“灵魂救赎”。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以禁欲主义为核心的新教教义，如何转变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伦理，进而体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

如此，韦伯进一步延伸解释逻辑的链条，向深处开掘。加尔文教提出了关于清教徒灵魂救赎的入世克己论，即通过世俗职业劳动来自证为上帝选民，由此塑造了人们的“天职”职业观和禁欲行为，依上帝之名，行职业使命。这一职业观，在心理效果上将营利追求从传统主义的伦理屏障中解放出来；在行为上则将日常生活彻底理性化了。换言之，在追求灵魂救赎的宗教活动过程中悄然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随着这些宗教追求而来的信念，超越了自然状态，在微观上转化为人们据以行动的伦理，渗入了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塑造了人们的理性行为和生活方式。在文化层面上，它们形成了独特的市民职业风格，沉淀为人文观念、民族气质。韦伯敏锐地注意到，这些文化特质先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而存在。例如，为神荣耀而创造财产的生活方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只有在禁欲的基督新教中才找到内在一致的伦理基础，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那种态度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形式，而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反过来又在它那里找到了最合适的精神动力。”两者相辅相成，成为“庇护着现代‘经济人’的策源地”。

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讨论是其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与其他文明不同的理性化过程，即自中世纪以来的祛魅化过程，从自然、巫教等观念逐渐走向了理性化、系统化的观念体系。理性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克服自然状态，摆脱不合理的欲望以及对世俗与自然的依赖，使人的行动为持久的理性和伦理所约束，尤其体现在宗教信仰与经济理性主义的关联之上。例如，天主教的教会圣礼仪式体现了克里斯玛权威，而加尔文教所倡导的世俗生活中的职业劳动则反映了祛魅化的努力。与其他宗教派别相比，新教伦理强调排斥情感、坚守理性的生活处世；将狂热而真诚的'内心秉性引向在世俗职业生活中追寻禁欲理想，从而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理性组织和生活方式诸方面的理性化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并不认为唯有新教伦理才能诱发理性资本主义，也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只是来源于宗教改革，或者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就是宗教改革的一种产物。韦伯提出，本书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和讨论，也不是这一现象唯一可能的解释，而是强调两者间有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这些主张与韦伯反对历史决定论，主张历史过程的多重途径、多重因果关系的立场是吻合的。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2

有人说过，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三位伟大的“马克斯”，一位是我们最为熟悉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一位是大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还有一位就是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他曾经对科学与现代社会进行过深入的反思，一生中视野开阔、涉猎广泛、著述丰富，是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被人提及时，也经常会带上“大思想家”的前缀。

而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所创作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发表于1904—1905年《社会政治与社会政治文献》杂志20—21期上，后收录于1920年的《宗教社会学文集》，并于1930年被第一次翻译为英文。在该书中，韦伯在肯定精神与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力的前提下，阐述了新教伦理与潜藏在资本主义发展后面的某种心理驱动力（即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某些关系，对于这种关系，韦伯谨慎地使用了一个化学用语，“选择性亲和”或者翻译为“内在性亲和”。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对韦伯提到的“资本主义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为这是我的读后感，我本人亦非社会学专业人士，所以可能有不少偏颇和错误，以下都是我的一家之言，大家姑且听之，觉得不对了姑且骂之。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的资本主义精神，正确来说应该是“近代资本主义“或”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与之相对的是“传统资本主义”，以及“当代资本主义”。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他谈论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明确的限定：“本文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指的是近代的资本主义。因为，此处所谈的仅止于此种欧洲及美国的资本主义，这自然是由于提问的方式使然。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与中世纪，都曾有过‘资本主义’。”

对此，我就先开门见山地说一句，马克斯韦伯所提到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我认为在当代已经基本见不到了，同时，就算它依旧存在，也掩盖不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

韦伯对他所定义出的那种“理想”的现代资本主义，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即不以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原始积累，而是以合理的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来使得资本增值，是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韦伯以对美国独立有重大贡献的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例，来举证和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曾经说过，“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富兰克林这句话中体现出来的这种观念、伦理、精神，就是说韦伯所谓的，或者说他所理解、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精神”。

更具体来说，就是指个人把努力使自己资本增值或以其为目的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拥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应当把使自己的资本增值当作一种目的、一种责任——或者借用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一个词来说，这是一种上帝给人安排的“天职”——并且还是美德和能力的表现。对此，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在这种精神存在的同时，还有一种“理性主义”作为其强力的内核驱动因素。在韦伯看来，大部分与理性资本主义有关的因素都是西方文明独有的，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征，就是理性主义，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整个西方文明的传统。对此我表示怀疑，世界如此之大，人类历史如此悠久，又怎可能断言理性主义时西方文明所独有的呢。更何况西方文明也可以是一个筐，地中海文明起源自埃及，发扬于希腊、罗马，期间还有北欧维京海盗、日耳曼野蛮人登上舞台，更有强大的匈人、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占据一席之地，单纯一个“西方文明”，又是如何界定和划分和其他类型文明的界线的呢？或者说，与“西方文明”并列的，都是些什么呢？难道是要天下四分，分为西方、非洲、中东、远东？我尊重韦伯先生的研究与智慧，但我也对他的这种认知表示怀疑。当然，理性主义是一件进步的事物，是一件对人类有益的事物，我们要尊重、学习并发扬理性主义，让理性主义推动我们的社会进步。认可理性主义，和认定理性主义是西方独有的东西，这是两回事。

同时，韦伯也清晰地认识到，虽然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在起源时与宗教伦理关系密切，但很快这种资本主义也与其宗教根基一刀两断，成为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通常是在纯正宗教热潮已经过了巅峰之时，也就是追求天国的奋斗开始慢慢消解成冷静的职业道德，宗教的根基逐渐枯萎，并且被功利的现实执着所取代……”在此意义上，宗教意义上的“朝圣者”逐渐被资本主义发展之中的诞生的“经济人”这一身份所取代，后世的资本主义（即当代资本主义）与宗教改革时期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韦伯曾经多次强调，贪婪是存在于各个民族之中的，这也是传统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现代资本主义所拥有的这种理性主义，反而是对这种贪婪的一种管制和约束。然而事实却如我们所见，理性对资本主义在贪婪这件事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变本加厉。

如果说“不断地努力使资本增值”是一位资本家的职业道德和伦理天职，那么这种职业道德和伦理天职就会驱使着他不断地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扩宽市场、加大产业规模，具体体现出来就是降低员工待遇、获取廉价原材料、剥削更多剩余价值、抢占更多生产资料、拉动更多消费需求。由此又引发出圈地、殖民地运作、打压工人运动、挑动战争、鼓吹消费主义等资本主义常见操作，从而造成了无数惨剧，全球底层百姓受苦受难、流离失所，哪里有抵抗，哪里就有屠戮和毁灭。而就算是没有被暴力波及的地域，又会消费主义横行，拜金成为信仰，贫富差距拉大，阶级割裂严重等情形发生。

毕竟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杀掉某些人群、封住某些人的口、毁掉某些美好事物所付出的代价，比资本无法继续快速大量增值所带来的机会成本流失要小得多，而且这一切都是符合其职业道德和伦理道德的，不用受到任何道德约束和内心谴责。毕竟在基督教新教让·加尔文宗的观点看来，人死后能否被上帝所救赎，取决于上帝早就做好、甚至可能是在创世纪之前做好的判断，或者说是给各个人类分别定下的“天命”，你做过什么和没做什么，并不能决定你死后的命运。资本家们拼命地完成自己被上帝赋予的“让资本增值”的这个“天职”，反而更能进一步体现自己是被这个“天命”所选中的“天选之人”。简而言之，无论资本家们做了什么还是不做什么，都无法撼动上帝的选择，上帝的行为和想法是不会被普通人类的行为和想法所左右的，如果上帝想要挽救你，那么你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也无所谓，如果上帝想要抛弃你，你就是修桥铺路大搞慈善也毫无用途。这种宗教伦理客观上助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开明进步，然而早期清教徒式的克己与慈悲早已被时代所抛弃，正如上文韦伯所说，与宗教伦理斩断了根基，更不要提资本主义全球化后，那些与基督徒毫无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了，基督教里善良的一面在理性的资本眼中毫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更进一步的说，就算是资本家在运作资本时内心带有善意，那他也无法撼动资本运作、扩张、增值中的种种罪孽。就好比一个小偷心怀着歉意，心中念念有词地祷告着偷东西，那他还是偷东西了，还是对别人造成了伤害，和他的主观想法无关。

甚至这一切“理性”的资本主义行为都是合法的，毕竟法律总是滞后于科技与商业模式的发展，法律体系是不会清算颁布之前的违法行为的，而资本家们等到法律出来后再行改正其行为就好了。更进一步的是，很多政府、立法、司法机构本身就是与资本相互勾结杂糅起来的，资本已然是权力的重要一环了。读过或者看过我国著名戏剧《雷雨》的朋友们想必都能记得，里面的反派资本家是如何通过故意造成施工事故来理性地挣得拿人命换来的钱的。甚至还有很多资本主义的信徒为其叫好，说他作为资本家的的行为是正当的，就算怪罪也应该怪法律体系不完毕，劳工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差。你看看，这说的是人话吗？受害者有罪论玩的一套一套的。

如果说货币的购买力和汇率是一个政权集体的综合实力和权力的体现，那么由大量资本就是某些权力大量堆积的合集。人们常常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让权力作为公仆好好地服务人民大众。可是资本呢？是不是也该把资本好好地监管起来，给资本的自由不断地划定严格的边界？

以上，算是我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读后感。如果有读者问我该如何解决资本主义造成的种种问题，那我可以简单地回答，坚持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既然资本主义追求理性的增值，那我们就必须不断地通过阶级斗争来让他们看到，想要通过压榨无产阶级、控制公共权力、发动侵略战争来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增值资本，是万难做到的，或者要付出巨大成本和代价的，也只有这样，他们的“理性”才会有所退缩和让步。

如果有读者对我这个答案嗤之以鼻，或者发出嘲笑，那我只能再吟某位伟人的两句词了：“无需放屁！且看天翻地覆！”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3

这本书探讨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新教的各个教派对宗教伦理的发展和探讨，在无形之中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一提到资本主义，很多的人的第一印象，资本主义是如何地恶毒和可恶，不顾一切地追逐金钱利益，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也往往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标签。

然而这本书却告诉我们：追逐金钱利益——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种物欲只会存在于人类本身，一切时代，一切国家成员，无论有无实现欲望的可能，这种欲望都存在。对物质的欲望并不是资本主义，更勿论资本主义精神。

但是资本主义确实是通过连续、合理的商业活动来产生利润并使利润再产生——这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总而言之，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攫取金钱的投机活动，不会放过任何一次盈利的机会。

当然这一切并都不是其利益熏心，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和原因。倘若没有合理的资本主义形式，这所有的一切特点都不能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不会有与之结合而产生的现代西方社会结构。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始至终都受到科技发展可能的影响，这与清教徒们对科学采取了青睐的态度是分不开的。毫无疑问，法律和行政机关的建构也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中其重要作用的两点。

尽管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完全依托于理性的技术和法律，但是要实施一些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借助人为的力量。倘若这些理性行为受到了精神因素的阻碍，那么理性经济行动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严重的来自于内部的阻碍。

在印度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为何没有起到相同的作用？为何两国的科学、技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发展都没有朝向近代西方所特有的合理化方向发展？

这里面，西方宗教力量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往往是印度和中国所不具备的，往往这看起来容易被人忽略的因素，却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为正是这些宗教教义的规定，比如劳动、节俭，人们出于对上帝的一种虔诚，把这种宗教的虔诚当作自己的行为，在增加上帝荣耀的同时，促进了财富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教会失去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了，与此相反，另一种新型的控制力取代以前的方法。树立一种从私人空间到公共领域的全方位的行之有效的控制管理。来世观念、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与讲求实际利益的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两者之间反而存在一种及其密切的关系。因此宗教信仰的内在特质正是回答我们心中疑惑的关键所在。

在谈论英国人时，孟德斯鸠表示：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即虔诚、商业、自由。”这种非凡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为何以各种形式渗透入一个群体或集团中与支配他们全部生活的强烈信仰共存，这是作者下面要回答的问题。

资本主义精神

“一定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以再造金钱，而孳息可以再造孳息，如此这样生生不息。”毫无疑问，这些话出自于杰明·富兰克林，体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这并不意味它包含着所有资本主义精神。

富兰克林宣言的并不只是如何发迹，更是一种独特的伦理。它不仅反映了普遍不过的从商精明，更是一种精神气质。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只要合法赚钱就是某种能力和职业道德的体现。

事实上，职业道德在近日也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理所当然。职责在资产阶级社会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

资本主义的贪婪一直为人们所诟病的，但是贪婪和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的。中国封建时期的官员、古罗马的贵族，以及现代的农民的贪欲，毫不逊色于任何人。在任何历史时期，只要是有可能的地方，就一定存在着不受任何伦理道德约束残酷谋取金钱的现象。

事实上，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合乎道德的明确的生活准则，它必须面对的最强大对手就是我们对待新情况、新环境的态度，称为传统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金钱不是驱动一切发展的动力，有时它也会失灵。

不论是工人还是企业家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对经济活动起着推动作用。以合理、系统的方式去追求利润的态度，这种态度最适合资本主义企业的表达。而另外，资本主义精神又给企业注入最适合它的动力。

路德的“职业概念”和世俗的禁欲主义

马丁·路德

“职业”一词，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这种职业思想便形成了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所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并不是要人们经过苦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自己在现世中所处地位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这可以算是天职。这种宗教的成果，不仅体现于此，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理论，完全是宗教改革的产物。

四种禁欲主义的新教形式，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浸礼宗诸派这些派系在实际行为中存在巨大差异，但是仍然有相似之处。对禁欲主义的不同理解和看法，为了保持教会的纯洁性，不同的教派进一步分化，当他们对禁欲主义的理解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

在西方社会，劳动历来就是备受推崇的禁欲方法，并且一直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清教徒认为，唯有辛勤劳作而非闲适享乐才能成为上帝真正的信徒。

巴斯特曾经反复强调并常常慷慨陈言：人生必须坚持不懈地实践艰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这也是他人生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工作。劳动尤其能抵御清教徒们归结到不洁生活名下的一切诱惑，它的作用不可小觑。

清教徒对禁欲主义的称颂以及他们自身所形成的职业观，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生活步调划一的强烈倾向，极大程度上助长了今天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关注。强调禁欲在固定职业中的重要作用，为近代的专业化分工提供了到的依据，而且以神的旨意来作为追逐利润的动机也使商人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正当的理由。

毫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所提供的一切——这会使清教禁欲主义所竭力反对的人生态度。对于财产的合理或者出于功利目的的使用，他们都是赞同的，并认为是上帝的旨意，也是个人与公共利益的需要。

当这种获利的自由与消费的限制结合在一起时，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会产生资本积累的结果，而强加在消费上的种种限制则促成资本被用于生产性质的投资，进而增加财富总量，这种影响之大，竟无以用精确的统计数字来证实。

那些伟大的宗教运动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其禁欲主义的教育的影响。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为这些资产阶级商人提供了有节制、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奋的大量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会用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样对待自己的工作。

在构成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整个近现代文化精神的诸多要素中，有一种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就诞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之中——这也是这本书试图论证的观点。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资本主义开始丧失了其宗教的基础，因为依赖于机器基础取得彻底胜利的资本主义，再也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

对此，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财富的追求所体现的宗教和伦理含义已经被剥除了，而与纯粹的世俗情欲相连。那么未来，是会产生一种全新的观念还是一种机械的麻木呢？作者也无从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