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启蒙:理性主义的反叛

论文摘要：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但是理性主义的张扬与夸大，使得理性批判的功能不断的下降，并且使得理性代替上帝，成为一种神话。现代哲学由此转变方向开始用非理性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的这种至高无上，并且提出重申一切价值的理念，但是非理性主义却走向了它的极端。由此开启了后现代哲学的批判，重新启蒙人们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启蒙，理性主义，后现代哲学

现代社会一般将黑格尔之前的哲学叫做西方古典哲学，而理性主义恰恰就是西方古典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古希腊的客观理性主义到近代工具理性，随科学的发展，理性被不断的推上了至高的位置。“自然科学从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桎梏下解放促进了哲学获得同样的解放。哲学已不再像在中世纪那样是神学的婢女，而是人本身的意识、即理性的产儿。上帝万能被带之以理性万能。凡人所需要了解的均可通过人本身的理性获得像数学推理一样清晰和精确的理解。总之自然科学的胜利意味着科学的胜利。”[1]但是，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胜利最终使理性主义走到了尽头，从而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对理性主义批判的时代。

一、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的终结

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理性被奉为了神灵，成为检验一切的标准。18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科学技术更是一日千里，自然界的秘密被不断地成功地揭露出来。也正是这样人也不再相信中世纪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所说得：上帝创造了世界，人只能通过上帝才能认识世界。现在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认识世界，并且人不再是上帝精神上的奴仆，而是独立自主的人，独立的思考世界，改变世界以适应人的生活。但是面对即将到来的理性革命，宗教哲学和经院哲学家们却熟视无睹。既然人们已经认识到自身，认识到自身的理性的作用，人们当然不甘于退回去，因此人们也只能起来去反抗神话，将世界恢复于理性的面目。

“‘启蒙’一词在法文里是一个内涵颇为丰富的多义词，它的单数既可译作‘光明’，也可译作为‘阐明’‘认识’等等，其复数形式则含有‘智慧和知识’之意。”[2]启蒙的这种意思实际上说明了这样一种情况，在启蒙之前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愚昧的时代，而作为自己应当担当起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即启蒙人们去思考。“（启蒙运动者）认为只有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作为知识阶层的精英，资产阶级的先锋，在18世纪积极领导和参与了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们都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

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启蒙人们利用理性去思考，而不是像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家们一样要求人们未经理性审视就盲目的信仰。宗教哲学和经院哲学的这种信仰高于理性的论调，使得人们不去独立的思考，而仅仅限于对上帝的膜拜，封闭了人们的理性。启蒙运动者们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既然不能独立的去思维，那就只能跪倒在上帝的脚下，从而使人不再是人，不再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理性的作用就是要批判，批判旧有的思想，恢复人此岸的现实存在。而人作为此岸的存在就必然会追求人的自由，自由的追求也必然需要人们摆脱那思想的羁绊，不断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在启蒙运动家那里，理性不仅批判了旧有的宗教神学，同时恢复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18世纪的启蒙就是一场高举理性大旗的思想革命。

启蒙与理性精密的结合在了一块。理性也成为18世纪启蒙主义的精神。启蒙运动者将理性当作人类心灵的追求和努力成就的一切。但是启蒙运动的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近代西方哲学在取得光辉夺目的进步时，即已包含了严重的缺陷和矛盾，由此孕育着深刻的危机。这首先表现为：对理性的倡导由于走向极端而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理性万能取代上帝万能导致了理性的独断；用理性主义精神构建的哲学体系往往变成凌驾于一切科学和现实生活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其次表现为，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的转向虽然以反省思维克服古代哲学的朴素性和直观性，然而它之以主客，心物等分离为前提又往往使人忽视了两者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至于陷入了不同程度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最终必然导致与理性精神相悖的独断论和怀疑论。”[4]人类对理性的力量的推崇近乎宗教的盲目的崇拜，又使理性变成了彻底的非理性，理性取代上帝曾经拥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性从软弱无力走到了无限膨胀的另一个极端。理性的绝对化是与理性精神在各个领域的胜利有关的。以理性为基础的数学和实验自然科学的光辉成就，是西方很多思想家相信理性具有无上的权威，他们将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和万能的工具，一切都是理性的概念。任何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理性来认识和解决。而理性主体性的建立，使得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出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进而在一定意义上是近代哲学陷入到了二元论的困境当中。近代哲学是站立在经院哲学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认为认识哲学的中心而不是神。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哲学家们都强调人的理性，强调人的自由和尊严，发展人的个性和创造性。但是随着理性主义走向极端，人被限制在了形而上学的体系当中，任何动物一样都成了哲学的概念，人的现实性被抹煞了，那么同时理性也就被扼杀在了形而上学的体系当中。“从文艺复兴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哲学在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以后，在一定意义上仿佛又回到了它原来出发点。不过现在它的地位改变了。它已失去了过去那种唤起人的觉醒、维护人的尊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朝气蓬勃的精神，而转到了它过去反对的东西方面。”[5]理性主义走向绝对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自己的终结，而正是终结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出路，正如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的认识世界的道路”[6]

二、理性主义的反叛

现代西方哲学表现出地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于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反叛，这种反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走向理性主义的反面——非理性主义；另一个方面，扬弃传统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发扬了理性主义。但是它们有同样的特点都试图超越传统理性主义的独断。

传统理性主义在其发展中走向了独断，原本引导人们走向思想解放的理性现在也变成了制约人本真存在的神话。因此人们开始从理性的的迷梦中走出来，希望超越理性，超越形而上学的理性独断，进而回归人的本真的存在，从而形成了非理性主义。他们要求超越理性对人性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解，转而对人的个体性的生命本能加以强调。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因此也就成为成以后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主要靶子。事实上，在黑格尔在世的时候，叔本华就批判了他的理性主义，并以其悲观的生存意志主义开了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而尼采则使这种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导致真正的非理性主义的转折。非理性主义从人的存在出发，竭力的克服和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强调整体上理解人的生命。我们不可能通过理性认识客观的世界，人们的任何概念、判断、表象都是出自于人们的需要、激情、本能、倾向是非理性主体加工的结果。世界的本质是自我的意志。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是自我意志的存在，因此人的本真存在就是非理性。非理性主义在批判理性主义的过程中，使自己走向了理性主义的另一极端。为了反对理性主义、反对人是理性的人，反对理性至上、理性万能的神话，他们主张人的意识中非理性的无意识支配意识、理性，非理性是人的本质，在意识中占统治地位。他们把非理性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走上了像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极端的理论形态。

现代西方哲学中很多哲学家都对传统的理性主义进行了扬弃，他们反对传统理性主义者将理性无限的夸大，但是现代哲学依然是要依靠理性的。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都表现了一种理性主义。分析哲学以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为主要标志，而逻辑与语言的分析实际上就张显着一种理性。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认为哲学的问题是分析语言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逻辑的问题，运用逻辑对语言的表达和日常语言进行逻辑的分析。而分析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虽然最终将分析的原点规定经验的证实但是分析哲学依然是具有理性主义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对语言的细微分析并不是必须借用现代逻辑的工具，我们对语言的日常用法本身就显示出了语言自身的逻辑和意义。……其实，这些都反映出日常语言哲学家们的理性特征，即以概念分析和用法分析的方式追问语言中的逻辑。”[7]而胡塞尔现象学与思辨哲学联系比较紧密，对经验主义一般持否定态度。现象学不像分析哲学种语言分析和形式逻辑分析，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生的意义和人类历史的目的上，胡塞尔以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为己任，认为哲学是严格的科学。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充满了矛盾，但是有一点胡塞尔却坚持理性主义，希望建立一个理性的、统一确定的哲学体系。他的哲学体系中包含了知觉和先验还原，都是为了用理性思维方法认识世界本原和结构。只有理性才能认识存在，给存在的事物以价值意义。现代哲学也带有理性主义的色彩，但是已经不是像传统的理性主义，把理性推至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将理性理解为普遍的人性，理性仅仅是人的认识的一种。

在此，理性主义遭到了批判，形成的非理性主义但是非理性主义并不是反理性主义，他们强调人的认识不仅有理性同时还有意志和情感等，非理性主义者只是认为人的非理性在人的认识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并不反对理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非理性主义开启了人们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但是非理性主义已有它的局限，非理性主义的无限夸大使得非理性主义走向了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虽然是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但是非理性主义中依然带有理性的成分，非理性主义对于非理性的分析依然使带有理性的，现代哲学依然是站立在例行的立场上的。

三、重提启蒙

近代哲学以来形成了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但是理性主义的发展最终使自己走到了尽头。现代哲学形成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对理性的无限夸大进行批判反思。但是近代哲学中启蒙运动高扬理性，充分运用理性作为启蒙的准则，而现代哲学也依然以理性作为认识的基础去探讨问题。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话语就是启蒙，而后现代哲学家眼中的启蒙则不是高举理性的旗帜的启蒙，启蒙的一个重点就在于批判，解除人们思想的禁忌。

近代哲学理性成为启蒙高举的大旗，面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盲目的信仰，理性在启蒙中就具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标准性即理性合理性也就是对于知识的确定性而言，理性是衡量一切知识的标准；另一方面，批判性也就是理性不断的反思自己，批判未经审视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在于对于整个宇宙的审视态度，也就是对于宇宙知识的意义的审视。而理性之所以走向了极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理性合理性的无限夸大，成为衡量一切知识的标准。但是理性的批判性则随着启蒙的发展而不断的不遗忘。人类的认识不可能穷尽，是在不断的发展中的知识，任何知识的确定性的假设只能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之内，离开条件的知识是不会成立的。理性作为主体认识事物的能力，它本身具有主观性，主观性所确立的知识能否成立，那么就需要有实践去证明，是否合乎理性实际上应当是是否合乎实践。而理性之所以被夸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工具理性在实践中的巨大胜利使得理性成为了知识的标准而不是实践。但是实践的发展必然带来理性认识的不断进步，而这种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批判的作用，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批判旧有的知识，理性才是确定的。但是合理性的存在往往在逐步的削弱批判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启蒙运动自己所高举的理性的大旗最终也成为自身的桎梏，自己以前批判的东西现在却反过来吞噬自己。

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提出了启蒙，启蒙是全人类的事情。康德曾经提出过启蒙的定义，康德认为“启蒙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在于缺乏理智，而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自己立制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aude（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8]但是康德的定义过于强调了理性合理性的使用。所以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就认为，启蒙不应当被看作是合理性的任务，而是一种批判，对于历史存在的一种批判，拒绝启蒙的理性欺骗。康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对理性的界限进行了界定，知识具有什么界限，而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则是在探讨如何从这些条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超越这些界限。启蒙的批判不是要寻求理性主义的普遍性，而是要建构主体，实现自我思想的主体性的存在，实现自我话语的“历史陈述”。合理性是存在历史的时空中的概念，只有现时的主体是现实的，这种现实的存在是批判性的。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启蒙就是反对工具理性，反对工具理性的普遍化的统治。霍克海默指出，启蒙已经成为了神话，并把自由变成了统治。“随着放弃以数学、机器、组织等物化形式报复忘记它的人们的思维，启蒙精神也丧失了自己的现实性。启蒙精神通过对一切个人进行教育，使未开化的整体得到了自由，作为统治力量支配事物并对存在和人们的意识发生作用。但是，真正的变革性的实践是取决于反对社会盲目僵化思想的理论的。……只有当目前的实践目的，表明是要达到的最远的目标，并且达到‘国王的暗探和献媚者弄不到丝毫消息’的地步，即统治的科学轻视的自然界被看成根源时，启蒙精神才自我完成，自我抛弃了。”[9]理性完全控制了社会的进程，理性的操纵价值、理性对人类和自然的统治都说明了这一点。，启蒙应当是使人摆脱其自我思想上的未成年状态，并且使主体的自我意识去支配、统治、对象化的事物；而现在理性的精神则以逻辑的、思辨的或分析的方式对人们本能的、先天的自我进行着一种貌似合理的统治。工具理性是主体性的自由丧失了，成为了工具和被统治的对象。工具理性的发展实际上是在不断的使自己具有合理性，并且迫使人们相信理性的合理性，其合理性不是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的而是压制人的思想。

总之，自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启蒙就没有停息过，人们通过理性的启蒙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中摆脱出来，同时也陷入理性的泥潭，人的个性、自由、尊严以及对于人的价值等等全部成为普遍理性的一部分。非理性主义对于绝对理性的批判虽然使人们从独断的理性主义中走了出来，可同样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时理性主义的修正者们依然还是沿着理性主义的旧路再走。后现代哲学在才扛起启蒙的大旗，但这次不是要理性，而是要从理性的迷梦中摆脱出来，他们批判工具理性，揭露人的本真存在。启蒙已不再是理性的，而是对于理性合理性的探寻，人的自我的主体存在的真实性。理性不是单一的，而是标准性和批判性的，只有两者结合才是完整的。

参考文献

1 刘放桐等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人民出版社，第4页，第5页，第10页。

2 吕一民著，《法国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8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第216页。

7 江怡，后现代视野中的现当代西方哲学，《河北学刊》第48页。

8 美】詹姆斯·施密特编；徐向东、卢华萍译，《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1页

9 霍克海默， 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 [M]，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