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弗拉哈迪作品《北方的纳努克》与《亚兰岛人》

“搬演”又称情景再现，对于纪录片来说，搬演就是使用演员、置景、道具等手段来表现某一个曾经(或可能)发生过的事件。“在纪录片中使用搬演的手段与剧情片有所不同，尽管搬演避免不了虚构，但是对于纪录片来说，这样的虚构必须被纳入非虚构的范畴，或者至少不与非虚构的原则发生抵触”。

搬演在今天在我们的很多纪录片，尤其是主流媒体的电视专题片或者宣传片中已经司空见惯，比如央视近年比较有影响力的纪录片《故宫》，北京电视台的《档案》栏目，崔永元的《电影传奇》系列等等，本文回到纪录片的起始阶段，从人文关怀角度探讨弗拉哈迪对其作品《北方的纳努克》与《亚兰岛人》两个影片的“搬演”处理。

虽然两个影片都是基于对客观真实存在的事件的还原，但是《北方的纳努克》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虽然拍摄的都不是现实生活中进行时态的事件，弗拉哈迪赞美的不是爱斯基摩人当时的生活方式，而是他们记忆中的往昔传统。《亚兰岛人》也一样是搬演亚兰岛上居民曾经的生活状态，都具有一定的记录价值和社会学研究价值。而之后有不同的评价和待遇，是因为影片制作过程，导演拍摄动机及两个影片所具有的审美价值等等因素决定的。弗拉哈迪拍摄《亚兰岛人》同样延续了《北方的.纳努克》的的拍摄手法，而且从制作手法上已经超越《北方的纳努克》，戏剧性也更强，但是影片的社会影响无法与《北方的纳努克》相提并论。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比分析：

　　1、拍摄动机对比：主动审视和被动审视

弗拉哈迪拍《北方的纳努克》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个人情感，如他自己所言：“我执意要拍摄《纳努克》，是由于我的感触，是出自我对这些人的钦佩，我想把他们的情况介绍给人们。”他这样写道：“白种人不单破坏了这些人的人格，也把他们的民族破坏殆尽。我想在尚有可能的情况下，将他们遭受破坏之前的人格和尊严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个主观感知客观真实的过程，是主观艺术审美价值取向的客观表现。弗拉哈迪已经被爱斯基摩人感动，所以才会驱使他几次探访北方，深刻了解了爱斯基摩人过去和当时的生活状态，拍摄时间长达10年，可以说这是一部时光堆积的不朽纪录，是主观的在纪录。而且弗拉哈迪和纳努克在这一过程中关系由拍摄者和被摄者转变为有着深厚友情的朋友关系，整个片子更有人性的主观的东西在里面，更具有亲切感，更使人感动。

而弗拉哈迪拍《亚兰岛人》是有电影公司出资赞助的被请去拍摄的一部“远程旅行纪录片”，是被动的去感知客观真实，是一种纯粹的“他者”进入。而且很多场面就是纯粹的搬演，虚构的成分非常浓，比如《亚兰岛人》中一个岛上的男性原住民纹身一段，男性原住民这一“表演”是被导演的，而且是有片酬可以拿的，而在《北方的纳努克》中，纳努克虽说也是在表演，但是他的主观情感表露要比《亚兰岛人》中男性原住民的表演真实，亦或说朴实，因为他们没有金钱关系，创作者和被摄者的关系纯洁的多，而后者就是一个雇佣关系的影像体现，是简单的被摄者和拍摄者的关系，和我们今天的导演和演员的关系是一样的。《亚兰岛人》最后成为当地居民吸引游客的工具也就不奇怪，两部影片的拍摄动机不一样，具有的审美价值也就有所区别。

　　2、表现形式分析：个体表现和群体表现

《北方的纳努克》表现的是以纳努克为主要拍摄对象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主要通过纳努克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体来表现。纳努克是焦点，叙事的线路比较清楚，主要以纳努克为主线。他以个体代表了爱斯基摩人这一特殊群体。所以在影片叙事上它的结构是密集的，人物性格刻画相对容易些，所以塑力了纳努克这一勇敢男子汉形象。而《亚兰岛人》是以一个群体为主体对象来展开，叙事的线路不明确，焦点模糊，结构散乱，不能突出表现，人物形象立不起来，缺少像纳努克那样的一个精神象征。

　　3、拍摄时间比较：几近10年磨一剑和三年拍摄的结果

《北方的纳努克》前后制作长达10余年，《亚兰岛人》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从时间上就可以判断两部影片的积淀程度，《北方的纳努克》像一坛老酒，品起来回味无穷，而《亚兰岛人》只能算是一瓶啤酒，喝起来让人涨肚子罢了，同样是酒，但是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弗拉哈迪拍摄《北方的纳努克》，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不是科学的精确纪录，而是对现实生活充满诗意的再创造。弗拉哈迪对现实是持积极参与的态度的。因此，弗拉哈迪是浪漫的诗人而非科学家。他需要的是摄影机前的真实，是拍摄结果的真实。这是弗拉哈迪的真实观。比如他曾对纳努克说，如果拍摄捕猎海象，“在影响拍摄的时候，你和你手下的人可要放弃猎物。你要知道，我要得是你捕海象的镜头，而不是它的肉。”

此外，还有一个说法，据说那个著名的猎取海豹的场面里，纳努克从冰洞里拖出的海豹其实已经死了多日。整个场面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比尔·尼克尔斯的 《纪录片导论》中这样描述弗拉哈迪和爱斯基摩人纳努克的关系：“它以一种爱斯基摩人自己并不十分愿意接受的方式展示了爱斯基摩人的文化，它代表的是弗拉哈迪的赞助人雷福林·福斯的利益。”

而《亚兰岛人》更是遭到同为纪录电影大师的格里尔逊的公开质疑：“在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中，弗拉哈迪为什么无视亚兰岛居民在困苦中挣扎的社会背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亚兰岛人》和《北方的纳努克》在人性关怀程度上的差距，再一次说明功利性强的艺术作品是很难超越主观的，人性的作品的，毕竟人是影片恒久不变的主题。

其实，在弗拉哈迪拍摄《北方的纳努克》的年代，当地的爱斯基摩人捕海象已经不用鱼叉，而是用步枪。为了拍到更为原始的场景，纳努克才用他爸爸的方式猎捕海象。弗拉哈迪在后来的《摩阿拿》、《亚兰岛人》和《路易斯安娜州的故事》等影片中一再重复这种拍摄方式，让人们用父亲或祖父的方式表演生活。

有人据此斥责弗拉哈迪“做假”。弗拉哈迪却认为在艺术创作中，创作者的行为方式是积极主动，而不是客观冷静。这就要求把非虚构的生活场景同想象和诗意完美结合。摄影机前的生活只有合理干预才是更真实、更合理的。这种思想观念对后来的纪录片创作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