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在一个暑假里速成励志人物故事

小时候，我们三姐妹之间的游戏是演戏。我老是当仁不让地扮好汉；大姐长得难看，演女特务；二姐力量大，演坏人最好。一天，咱们刚看完一部革命题材电影，一进家门，二姐披着毛巾被气势压人??地站在床头，对我说：“说，你把人藏到哪儿了?”

“不知道。”我勇敢不屈。

“女间谍”二话不说，挥枪射击。我应声倒地。一声闷响，我的头严严实实地撞上桌角，登时血流如注。桌上的小收音机也掉在地上，壮烈“就义”了。妈妈听见进屋，吓得抱起我就往病院跑，缝针、包扎，忙了大深夜。我晕晕乎乎地躺在床上，认为本人为艺术献身，特殊“高尚”，心里没有涓滴后悔之意。

刚上中学，爸爸被派到香港长驻，妈妈随行。北京的家中只有姥姥照料我们。

初三的暑假，我被选去担负中心电视台《我们这一代》的小主持人和校服模特儿。这是我第一次“触电”。汇报上演时，据说教导局引导要缺席，我躲在大幕后，偷偷往下看。几个同窗的家长也坐在台下，笑颜在脸上写满“骄傲”二字，我这个主角家里却没有一个人到场。我突然很想妈妈，抱着大幕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呜呜大哭，谁劝跟谁急，哭声音彻全部后盾。这时，终场铃音响起。我拽过大幕，抹去一大把鼻涕眼泪，笑脸残暴地登场了。

三姐妹中，大姐最美丽。她是家里所有人的自豪，更是我的偶像。谁能不爱好她呢?小学她是全年级第一，中学她是清华附中的'校花，大学她是外交学院的交际舞冠军。

那年，我读高一，大姐读大三。暑假里的一天，大姐翻着报纸，忽然冒出一句：“我想去应征便利面广告的模特儿。”我吓了一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拍广告还不是一件值得自满的事。我也算“触过电”的人，很威望地甩从前多少个字：“算了吧，丢份儿。”二姐感到很新颖：“我陪你去。”第二天，姐姐们躲在屋里细心装扮一番，出门之前严肃忠告我不许告知姥姥。

几个小时后，她们高兴地回来，一看那样儿就晓得已经得意洋洋了。

“考中了?”

“不。”

“那是吃错药了。”

“没吃药呀。”

“那得赶紧吃点儿，笑成这样不畸形。”

姐姐并没考取某广告的代言人，可那次应聘的评委中有一个是片子《摇滚青年》的副导演李童。大姐说：“她把我的地址跟电话留下来了，说来日来家里取照片。”我真替她愉快：“这才够品位。”

第二天上午，我陪姥姥上街买菜，就在这个空当，李童真的来了。家里的照片简直都是我们姐妹的合影。翻了半天，她从当选了一张我和大姐的合影。下战书，一辆奔驰200把大姐接走了。两个小时后，又把大姐送回来。车没走，李童说，导演看了我们的合影，让她也把我接过去看看。

奔跑停在香格里拉饭店对面的一栋家眷楼前，李童把我带上一辆大巴士，让我等着。车上有良多工作职员，看来了个小姑娘，都好奇地问：“你是来干吗的?”

“我不知道。”我一身汗湿的活动衣裤。刚打完篮球，脸没洗，衣服没换。

“可能又是来试镜的。小小的这个角色，已经试了二三十个女孩，还定不下来。”

我自得地想，试两三百个也没用，这个角色是我姐姐的了。

“谁呀?”世人的谈论声吵醒了躺在巴士最后一排长椅上的人。他迷迷糊糊地坐起来，显然有点火气。他一肩鬈曲的长发，一副蛤蟆墨镜架在凸起的鼻梁上，一张很白的脸，冷冷的样子实属另类。

“你过来。”他指着我。

“干什么?”我没挪窝儿。妈妈离家前，叫我不要随意跟留长头发的男人搭腔。

“多大了?

“15。”我人小声大。首先，在气概上不能输给对方。

“小孩儿还挺有性情。”他站起来，从我身边走过，一身玄色的紧身衣裤。

一个大胡子上了巴士，没错，田壮壮导演来了。

田导演问：“你是妹妹吧。以前演过戏吗?”我不地摇头。“走，看他们拍戏去。”他似乎是跟我一拨儿的。

我到家时，大姐已经睡下，太对不起她了。我蹑手蹑脚地进了屋，蹲在床头。“姐，导演说，明天让我搬到剧组去。”我一脸愧疚地说。大姐睡得模模糊糊，说：“定了就定了，快睡吧。”钻进被窝时，我还在纳闷：姐姐那么英俊，机遇本应当是她的，怎么馅饼砸到我头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