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酒楼上赏析

《在酒楼上》是鲁迅的作品，被收录在小说集《彷徨》当中。下面请看小编带来的鲁迅在酒楼上赏析！

《在酒楼上》主要讲述了一个“我”回乡后来到昔日常去的小酒楼一石居时，与旧同窗吕纬甫偶遇，听他讲诉人生悲惨境遇的故事。虽然小说的内容很简单，但是却发人深思，给人以震撼。

鲁迅在该文中一方面极力批判知识分子改革的不彻底，另一方面又努力讴歌诚和爱。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曾是一个激进的革命青年，在求学时和同学们同到城隍庙去拔过神像的胡子，还因为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但是却因为屡遭挫折而变得一蹶不振，不再激进，变得顺从。小说对吕纬甫的命运遭际，一方面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评了他以“模模糊糊”的态度对待现实的消极情绪。鲁迅是将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作为彻底反封建的对立物来加以针砭的。在这种针砭中，正寄托着鲁迅对于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殷切期待。

吕纬甫由于“心死”而背弃了高尚的人生境界，变得苟且偷安，混混噩噩，甚至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去教给孩子们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女儿经》之类的东西。这无疑是非常可悲的事。他由一个激进者而退化为一个落荒者了，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当年在与同学争论改革中国方法时，他若不是对自己的主张十分自信，是不至于与同学打起来的，而这“打起来”，正表明了他的激情升腾到了何等狂热的程度，及至悲叹“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他也就自然分外失望。过分的失意使他堕入颓唐。

吕纬甫虽然浑浑噩噩地度日而无力自拔，但他在思想上却是十分清醒的，并且怀着难耐的隐痛，充满着自责。他说：“……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到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他甚至颇为尖刻地讽刺自己：“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下，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他说的很坦诚，很符合实际，却也很痛心。他显然是不满于这样的人生的，但他的人生却确实是一种蜂子或苍蝇飞旋似的悲剧，然而他又不得不像蜂子或苍蝇似的盘旋回来。正是由于他的头脑很清醒，对于自己这种可悲的人生有着深切的认识，这就更加深了他心灵的痛楚。小说在对吕纬甫的悲剧人生的严峻批判中，晓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可重蹈他的覆辙。

可以说，吕纬甫的人生悲剧是当时相当一部分新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

这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动人地展示了主人公吕纬甫的感情世界。它的主要内容与情节是在“我”与吕纬甫的对话中展开的。这样的艺术构思，便于表现人物之间的感情交流；又由于叙事中夹带者抒情意味浓重的议论，感情也就袒露得更为分明。“我”同吕纬甫在酒楼上不期而遇。旧友相聚，不免反顾往事，互通长短。吕纬甫还向“我”细细地讲述了两件小事：他说，这次他来S城的目的，一件是奉母命为三岁时夭亡的小兄弟迁葬，另一件是，母亲要他给旧时的邻家姑娘阿顺送两朵剪绒花去。两件事他都办得不如意。小兄弟的墓找到了，但谁知掘开墓来一看，墓穴里连尸骨的影子也没有，连最难腐烂的头发也不见踪影了，但他还是迁了点原处的土去埋在父亲的坟地上。母亲叫吕纬甫给阿顺姑娘送剪绒花去的原因是，阿顺小时候曾因为羡慕别的孩子头上戴着剪绒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他父亲的一顿打，后来眼眶还红肿了两三天的缘故。然而这次吕纬甫带着从外省特意买来的剪绒花来找她时，她却早已不在人间，吕纬甫便把剪绒花送给了阿顺的妹妹阿昭（虽然他“实在不愿意送她”）为的是回家后好对母亲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这两件事都是很无聊的，“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但他却都做得很尽兴。

那么，吕纬甫为什么要尽心于这种“等于什么也没有做”的事呢？作者又为什么对吕纬甫在做这两件小事时心态加以描写呢？不错，吕纬甫已在政治上变得颓唐了，但从他做这两件小事的情况来看，他毕竟还是一个具有善良之心、且为人诚恳实在的人。在迁葬的过程中，辛辛苦苦地在雪地里忙碌了大半天，如果仅仅是为了骗骗母亲，他是无须这般一丝不苟的.，看来还是出于兄弟之情、母子之情，不这样尽职地完成“迁葬”，他会过意不去，会留下感情的负累。送剪绒花的事亦复如此：一是为母亲，这是母亲的一个心愿；二是为阿顺，如他自己所言：“为阿顺，我实在还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的”因为往昔邻里之间亲亲热热的温馨的记忆，吕纬甫是不能忘怀的，而且他希望这次送去剪绒花对阿顺少年时代爱美之心受到打击能有所补偿。吕纬甫的心地善良、真诚待人的品质，在处理这两件小事的过程中，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却在大事上变得浑浑噩噩了，他对于改革社会已失去了信心，也不再追求了，他对于教《女儿经》这样的事也采取“无乎不可”的态度了。在讲完剪绒花的事之后，吕纬甫说：“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去’去。“我”批评他之后，他诉说了自己的不得已：“……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然而同时也就满脸通红，“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他感到悲哀，感到惭愧，心中有着一种无可排遣的苦楚。正因为他是一个品质很好的青年，他的由激进变为消极，颓唐，放弃了改革社会的高尚目标落荒而去才更令人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