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铭文的书写特点是什么

大盂鼎铭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简介，希望能帮到大家!

　　大盂鼎铭文的书写特点

金文就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古时称铜为金，所以称为金文。我们说中国的历史是唯一没有间断的，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文字载体的存在，文字没有间断。从甲骨文开始，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脉络清晰。

大盂鼎铭文虽属西周早期金文，但书法体势严谨，结字、章法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端严凝重，雄壮而不失秀美，布局整饬中又见灵动，并达到了十分精美的程度，是西周前期金文的代表作，加之器形巨大，造型端庄堂皇、浑厚雄伟，故作品更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弘的格局，从而为世人所瞩目。

著名的大盂鼎 291 字，现藏国家博物馆，因铭文中有“ 唯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得名(康王时)。记载了周王对盂的教导和对盂等的册命、对盂的赏赐;史墙盘284字，现藏扶风周原博物馆，因铭文中有“ 史墙夙夜不坠”而得名(共王时)，评价了文、武、成、康、昭、穆、共七代周王的功德，并记述铸器的微氏家族六代的事迹;散氏盘357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因铭文中有“我既付散氏”而得名(历王时)，记述了西周两个贵族土地踏勘划界、立约、约定违约处罚的过程;毛公鼎49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因铭文中有“毛公对扬天子皇休”而得名(宣王时)，记录了周王对毛公的教诲及赏赐，是目前发现的铸有金文最多的商周礼器。

以上几件举例之外，现已收藏在各博物馆的有铭文的礼器数以万计，是一部庞大的史料。我们知道商代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西周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主要是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它的可贵之处是，记录了当时发生的史实，记载了大量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西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法律的方方面面。早有学者指出，金文在西周历史文化研究上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尚书·周书》。

有件事，大家一定觉得奇怪:我们至今只见到有战国、秦汉时期的竹简、木简、帛书的实物出土，而没有看到西周及以前的简书和帛书的实物出土，只有我们前面提到的甲骨文、金文，那么是否表明商周时期，祖先只会将文字刻于甲骨、铸于青铜器上，用于记事呢?不是，从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常见到“册”和“典”字的出现，非常形象地表达出了木简、竹简的形状，由此证明在甲骨文、金文那个时期，大量文字同样使用竹简、木简和帛书。金文记录中的'当众宣读的册命，也应该是书写于简或帛上的。

文字除了书写于简册之外，古人为什么还要铸字于青铜器上呢?我想古人已经知道，将文字铸于青铜器上，更永固。其目的就像铭文中经常出现的“ 子子孙孙其永宝”、“子子孙孙永宝用”、“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等等，都表明当时铸器、铸铭时，古人的一种愿望，他们预见到书于宗彝之铭，将流芳百世。另外，商周时，王经常对有功之臣赏赐予铜，记为“赐金”。赐金就是指赐给铜料，大臣受赏赐之后，将所赐之铜用作青铜礼器，铸铭以记事，并歌颂王的功德，是很普遍的。如“利簋”铭，就记录了王赐“利”金，后用做宝尊彝的事实。(利簋是著名的礼器，记载了武王征商的具体时间)这种习俗也推动了铸铭的形成和发展。

对金文的发现和释读，有记载的，最早是西汉宣帝时美阳得鼎，美阳即现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京兆尹张敞释金文。当然这只是个偶然现象，并不表明当时对金文的普遍研究，但之后多有文人学者研究。1899年甲骨文发现后，对金文的研究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因为金文在个别情况下会出现铸造时的挤压变形和腐蚀点，容易看错，这时就可以借助甲骨文，更直观地观察商代文字向西周文字的演变，了解某文字的原形、原意。

　　大盂鼎的特征

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

　　大盂鼎的流传过程

出土

大盂鼎清道光年间(公元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出土后便被贩卖至文物市场。它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与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

转辗买卖

清朝道光时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鉴把铜鼎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转卖到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鉴在考中翰林后出价3000两白银又购得了宝鼎，在他去世后，后代以700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左宗棠在发迹前曾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理湘省全部军务。虽非显贵，也颇得春风。加之自视极高，恃才傲物，不免为人所阴嫉。

潘家得宝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虽然也时而有人觊觎此鼎，但毕竟潘氏位高权重，足可保全大鼎无虞。至潘祖荫故，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它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鼎作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弥显珍贵，堪为传家之宝，不轻示人。光绪之末，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均为祖年所拒。但端方之欲始终为潘家所患。直至辛亥年，革命暴发，端方被杀。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过端方之难。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复埋地下

1937年日军侵华时，苏州很快沦陷。国将不国，人命难保。此时，潘祖年已作古。潘家无当户之人，皆妇孺。英雄出少年，当此危难之时，潘祖荫的侄孙潘承厚、潘景郑等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经反复遴选，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的堂屋。这是一间久无人居的闲房，积尘很厚，不会引人注目。主意已定，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才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均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潘宅一时竟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经过反复的搜查并挖地三尺均无所见，日军也只得作罢。日军占领期间，潘家的看门人曾几次盗掘了若干小件的珍藏，卖给洪姓古董商人。但大鼎过于沉重，无法搬动，得以幸免。

赠宝于国

光阴荏苒，在历经十余年战乱之后，中国解放了。潘家后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同时也希望将两件大鼎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7月26日，文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大鼎得以重见天日。为表彰潘达于的献宝壮举，华东文化部于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