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纪年为题的散文：莆田农民怎么纪年

编者按：朱祖厚，莆田四中英语教师，2010年退休。初学写作，平铺直叙，无文采可言，但追求真实，态度还算认真。

小时候我问母亲出生年份，她说不知道，只说“我肖鸡”。我问她你哪一年和父亲结婚的，她回答说我们和某某夫妻“伦理同庚”。我感到惊讶，母亲没有上过学，竟然会用“伦理同庚”这四个字。过去莆田民间说法，女人生孩子“一手撑铺岑，一手撑棺岑”。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孩子，是母亲最惊心动魄最辉煌的人生事件和时刻，因此铭记了我们四个兄弟和两个妹妹出生的农历月份和日子，年份倒是无关紧要。

那时大多数人是文盲，民间没有使用公元纪年法，甚至很少说“民国xx年”。但是人们需要在时间和人事坐标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此确定自己的人生位置、高度和价值，方有更大的信心往生活的更深更远处前行。他们无法说出年份，就用事件名称来记事。这好比用象形文字来取代年份数字。

我从小听到老一辈说戚继光在黄石和林墩打倭贼的故事。他们说“戚继光打倭贼时节”，我也从未想去了解到底是哪一年。百度一下，原来是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听到的故事唯一有具体年份的是光绪廿八年，莆田“老鼠瘟”(鼠疫)蔓延得特别严重，很多人家死光绝户。查记载，涵江哆头一村就死亡400多人。多得多的瘟疫发生在历史的荒山野村，了无痕迹。

过去无论鼠疫还是霍乱或天花等瘟疫流行，莆田民间都称之为“坏光景”，人们说“大瘟爷船”下锚在有死人的房顶把死人的魂捉走，然后起锚又去下一家。我小时候“大瘟爷船捉”是老一辈的骂人口头禅，有时恶毒有时是调侃，更多是作为习惯了的纯粹插入语，无任何意义，这都视语境而定。老家村里有一个典故，说那年“坏光景”，某某人一家死了好几个人，他当时是十多岁少年，死了没有人收埋他的尸体，两三天后忽然起死回生，活了过来。有人问他死后情形。他说“我在大瘟爷船上偷拿了“柴夹”(莆田话，劈柴刀)，被他们发现从船上推下来了。”少年家庭贫困，不识字，老实巴交，沉默寡言，解放后还入了党，后来活到六十多岁。他自己和听的人都说不清是哪一年中了瘟疫。

我查阅了网络上的《莆田历史大事记》：民国16年(1927)霍乱大流行，单莆田城区3天内就死亡100多人;民国18年(1929)莆田县鼠疫大流行，七步、郊东两村800多人口中就死亡300多人;民国29年(1940)，莆仙两县霍乱大流行。莆田城厢中秋节一天就死亡104人;仙游城关街无行人，死者不计其数。书峰梧垄全村53人中仅3人幸免。也许是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年份都有疫情，所以我小时候几乎没有听到老人们特别提到“民国16，18，29”这三个年份。我的一位亲族长辈就是民国3年中了鼠疫去世的，抛下寡妻孤女，才23岁。

从小就听说了抗战时“日本仔炸桥兜桥”，把桥头将军的头炸掉了，可就是不知道这是抗战的哪一年。刚才在网络上搜索到：民国30年3～9月，日机又多次轰炸涵江、三江口、镇前、宁海桥和仙游县城，毁民房、校舍百余间，居民死9人、伤17人。原来是1941年的事。我老家生产队队长也不识字，年轻时和村里好多小伙子一起去“走番”— 下南洋谋生。他说过他在新加坡看到当地土人要把猪肉放置到腐坏生虫子，然后围住腐坏的肉跳舞庆祝，然后把虫子收集起来吃。我问他们是哪一年下南洋，他说是“未打日本鬼时节”，也说不上来具体年份。当年一大批青年去南洋谋生，这是莆田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今似乎无人重视。

那年解放都有七八天了，村里人才知道已经“换朝代了”，但是不知道那是1949年。然而从土改开始，就有了集体记忆，开始以政治事件为纪年依据。人们不知道土改分田是在1951年，只说“土改那一年”。随后是“普选那时候”。那是新中国的民主尝试，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乡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每一户一个人代表，拿着分到的豆子，投到写着候选人名字的盒子里。不认字的由工作组成员介绍哪个盒子是哪个候选人的。这个时候开始，政府规定各家各户每年必须把一定数量的粮食平价卖给政府，这叫做“统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