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散文：我父母的民工生涯

我写我父母经历的那些事情，写的有一些断断续续，由于我不能刻意去询问我父母，因为那是对他们的一种刺激，我父母一说起来那些往事就哭，不是淌眼抹泪，就是浩然大哭，我不想再触及他们的伤心处，他们也是风烛残年的人了，只是等待他们心情好的时候，会有意无意的问他们一些过去的往事，所以在写好以后难免有所修改，增加。本来我也不想写，但是那毕竟是一段历史，如果我的父母这一代人不在了，那么就没有人知道那曾经的历史了——题记

我父母都是从五、六、七年代走过来的，他们的青年时光都是当民工，而当民工的大部分时间就是修水库，挖公路，所以也经历了当民工的一些人和事，因此我也会经常听到他们讲一些有关当民工的故事。

我父亲说：“在他当民工的时候，饭都还没有完全下脖子眼（其实他所说的是早饭，那个时候是不吃早点的，一天能有两顿饭吃就不错，并且两顿饭都还不得饱），哨子就响了，催你赶紧出工，晚饭以后又是开会，开了会以后又接着加夜班，经常熬到夜里一二点钟，而第二天天都还没有亮，哨子又响了，叫你马上出工了。任务是一天比一天重，而吃的没有油水的清汤寡水，清得照得见你的影子，就这样还吃的一天不如一天。

说实在的，从华宁到开远的小龙潭的公路，火特的公路，通红甸的公路，匍甸大沟，北龙河水库，斑蝥棵水库，稗子沟水库、大庆水库、黑箐沟水库等等公路、水库都留有我父亲一辈人的足迹。

从父亲的讲述中我得知，由于我爷爷家的家庭成分不好，我父亲才十一二岁就被村里的那些个什么干部撵上公路水库当民工去了。按照现在的说法十一二岁的年龄也就是童工，现在的法律是明令禁止使用童工的。可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成分不好的人是没有做人的权利的，一些又脏又苦又累又危险的重活，总是往他们头上摊，才不管你是不是孩子的。因为当民工经常是风餐露宿，缺衣少食，而且还要熬夜加班，常常是几天几夜都不得休息，夜晚连着白天的干活，又常年四季都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因此那些个贫下中农大部分当然是不愿意去的。而阶级成分不好的人是没有说不去的权利的，干部们对他们的分派总是强制性的，你是不能说不去的。如果你不去的话，说轻一点的，你就是拖社会主义的后腿，是要被戴高帽，遭批斗的,甚至遭毒打的，说重一点你就是破坏分子，是要被那些队干部以各式各样的罪名送去坐牢的。当然贫下中农中也有被派去的，那只不过是一些老实巴交的人，所以每当有从农村抽调去修水库的民工名额，那些个干部们首先考虑的就是抽调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去了。因此从开始兴派民工修水库，挖公路到后来不兴派民工修水库、挖公路，我父亲就一直辗转于各条公路各个水库之间。

说起挖公路，我父亲说，他们当民工挖公路，从华宁一直挖到开远的小龙潭，挖到那个村子边，晚上就在那个村子歇脚。那个时候根本是没有什么周末的，并且你回家是不能耽误白天的上工的。我父亲说当公路挖到在开远小龙潭的时候，有一次，他要回家取随身用品，就在下午放了工时向当时的中队长请假，刚好有几个人的随身物品也需要带，所以就准了我父亲的假了，于是我父亲在吃了晚饭之后就乘着晚上的时间连夜回家。

那个时候是没有车子可坐的，是要靠两条腿去走的，而且走的都是山路。当我父亲走到盘溪的时候，天就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于是我父亲就只能依靠北斗星所在的位置来辨别方向，并继续往华宁走。也不知怎么回事，是不是方打向错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那一夜他尽是在华宁与盘溪之间的山上的那些草棵棵、树林子里转。那个时候山上的草棵长的都比人还高，而树长的很高很密。我父亲在草棵棵、树林子里转，衣服裤子都被抓破了，手脚也给划是血口子了，可是转来转去，就是没有找到回华宁的路。说实在的，在那个夜里，我父亲是紧张极了，生怕遇到伤人的野兽，那就麻烦了，好在一个晚上都没有遇到什么野兽，也没有发生什么危险。

直到第二天早上，太阳都冒山了，才远远地看见一个放牛老馆赶着牛来山上放，于是我父亲就上前去问了路，人家说：“你走错了，你这样走反倒又折回盘溪了。”于是我父亲谢过人家，并且按照人家指的路走，才得以回到华宁。说实在的，直到那时，我父亲才松了口气，紧张的心也才放了下来，可是一看手上，提着的那个空咸菜罐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手里只是剩下半截系咸菜罐的山草绳了。

其实那个时候，民工住的地方是多数日子是没有村子的，所以大部分时候住的只能是窝棚。我父亲说，他人又小，阶级成分又不好，所以人家总是欺负他，当然也就成了那些干部欺负的对象了。 我父亲说，记得有一次是去修水库，到了目的地，可是天却下起了倾盆大雨，一时间没有要停下的意思，而那些个大小队长才不管这些的，依然下令民工就地宿营。于是民工们只好冒着大雨砍伐了一些树枝，割一些茅草连着大雨搭窝棚。当窝棚搭好以后，在分铺位的时候就把我父亲分在有一潭雨水的地方了。我父亲说，那个时候他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其实那个时候不比现在，有许多可以避开雨水的诸如薄膜一类的物资垫铺，大部分人带的行李除了随身简单的衣服以外也就是一领蓑衣了，于是他只能噙着泪冒着雨去树洞里收集了一些干苔藓来垫在铺下面，把蓑衣放在上面才算解决了问题。其实，当你了解了这样事情之后，就知道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人现在得风湿病的很多也就不奇怪了。

我父亲还说：“那个时候是吃不饱的，饭菜都没有半点油星子，因此很多人都渴望饭菜里能有一点点油，都期盼那天的饭菜能够多出一点点的油星子，哪怕那么一点点也就心满意足了。记得有一次到了晚上打饭的时候，民工们远远看到食堂里的一盆菜汤里飘着一层好似油星一样的东西，于是众民工都往前面挤，并且一个个把手里的饭碗举过头顶，还用手指着装菜的盆喊道：“把菜汤上飘着的那部分舀来给我”。可是当打饭的人舀给他们，他们接过自己的碗一看，才看清楚那根本不是什么油星，而是菜上的寄生虫——蚜虫而已。

我父亲说，在修水库的时候，由于没日没夜的干，加上吃不饱，年纪轻的还能够抵挡一阵子，而那些上了年纪的可就吃不消了。在修黑箐沟水库的时候，也不知道是饿死的还是累死的人东一个西一个躺在黑箐沟的路边、沟边里、草棵里，我们村子的人就有一个，最是他的儿女用一领稻草席子把他的尸骨带回了家。那些没有人收尸的，都晒成火柴头了，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有这样问题那样问题的，也就是地主富农等黑五类一样的人物。

当然，当民工的生命是没有安全保障的，死人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有一件事让我父亲至今都心有余悸，直到现在他说起来都还心惊肉跳，他说“有一次打早饭的时候，当一群民工正在围着做饭的窝棚打饭，有一个民工刚刚打了饭才抬着转过身，饭都没有来得及爬上一口，就被从天而降的一个石头给砸死了，脑浆都打得冒了出来了。当然当场就死了 。”后来这件事情一直让我父亲做噩梦。那个时候无论挖公路都要放炮，而放炮经常是利用民工吃饭的时间来放，而安全防范措施又不到位，所以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而且常常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其实那个时候，那一次修水库不死几个人，那一条公路下不是埋着几个民工。那个时候，生产力及其低下，都是靠人工去拼，加上那个时候的一些干部根本不懂科学管理和科学施工，而是只讲劳动效率，常常是瞎指挥、靠蛮干，而管理人员又大部分又是一些根本没有经过培训过的大老粗，不管有没有危险，都叫民工上，反正死了人又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

本来我父亲当民工，由于成绩突出，在几千人的民工中就被养路队挑了去，成为了一名吃了公家粮的养路工人，都在有两年时间了，可是以当时的大队治保主任为首的一群队干部嫉妒我父亲每个月都有几块钱和几斤粮票可拿，于是就写申请说：“由于五八年饿死的人多，村里缺乏领导骨干力量，要我父亲回来当会计，就这样，我的父亲又回了家继续被派去当了民工了。

其实，在伙食团时期，我们村子发生了一起有一个人因为想吃老婆的那一份饭而杀了老婆的事件，还有一个人因为饥饿就去刨了死娃娃吃而吃死了的事件，根本没有他说的死的人多，可是那些批示的人也不作一下调查了解就给批了。其实，饿死的人多，对当时的那些村干部以及相关责任人却不作任何问责处理，依然让那些村干部以及相关责任人在台上洋洋得意，这种事情只怕翻遍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吧，翻遍世界历史的各个国家也是绝无仅有的吧，因此我要说那个时期领导管理是漏洞百出。现在出了一点点安全事故都要对相关负责人作出进行相应的问责处理，所以对于那个时期的做法法也是不能够理解的。

可笑的是，在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的各村各寨都实行村干部海选，打破了队干部由上边指定的终身制，我们这里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的父亲在选举会上就说了一句，说是"选干部要选一个有生产经验的能够带领群众吃得上饭的。"那个治保主任当场就左也是要叫公安局来抓我父亲去劳改，右也是要叫公安局来抓我父亲去劳改，而且叫当时的大队支书叫人把我父亲捆绑起来送公安局。当时的大队支书说人家说这话又没有违反那一条法律，我凭什么叫人捆绑人家。”就连支书的老婆都说：“人家是在大会上说，不是私底下偷偷摸摸的说，再说人家说的又没有错。”

我母亲说，她家的民工名额，我五舅在的时候，一直都是我五舅顶着，在我五舅死了以后，家里就没有男人人可以派去当民工了，那个时候我外公年纪大了，也不可能派他去当民工，而我老舅又比较小，也不可能派他去当民工，于是民工的名额就自然而然都落在刚刚初中毕业的我母亲头上了。说起我的五舅，死的有一些不明不白，后来村子里的一个人才告诉他，在我五舅当民工的时候，有一次遇到塌方事件，土都埋到脖子了，可是他因怕我外公外婆担心，就没有告诉家里人，也叫和他一起当民工的人不要告诉我外公外婆。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我五舅赶马车拉着一车稻草草，马车翻了，一车草都压在了我五舅的身上，因为下边是一条小水沟，所以当时才没有受伤。

我母亲说，记得有一次，她都熬不住了，挑着担子眼睛都睁不开了，当她迷迷糊糊地挑着挑土的空瓢箕转回到一处洼地的时候。村子的有个叫三环的妇女就喊她，说是“老六孃，乘现在干部们不在，来这里歇一歇。”我母亲说：“怕不行吧，要是那些个中队长知道了可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不单单要开会批判而且还会被处理的”。那叫三环的妇女说：“你放心，到时候我会叫你的。”于是几个人就围在一起抱着挑土的扁担蹲下了，就连瓢箕都没有从扁担上解下。本来只是说歇一下，可是大家实在太困了，就都闭上眼睛了，原说眯一眯，可是都扑在膝盖上睡着了，当然也顾不得夏天的蚊虫叮咬。也不知时间过了多久，迷迷糊糊的只听见那叫三环的人喊她:“老六孃，该起来了。”几个人才刚刚挑着箩筐到坝基上，那些中队长小队长就一个个睡足睡够爬起来揉着眼睛来点名了。

关于当民工的苦差事，其实在那个时代又何止我父母呢，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很多人都经历过去，并且留下了很多的故事。

94年我去盘溪工作的时候，恰巧遇到临时工转正的机会，本来有一个回族临时工已经超过了转正的年龄，是不在转正的范围的，可是他去找了他认识的一个副县长，在那个副县长的过问下才得以转正。那么他是怎么认识那个副县长呢？从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才得知，原来那个副县长在那个时代也不知道是以什么罪名就被下放去与民工一起上水库干体力劳动去了，那些被下放来挑坝基土的老干部因为不习惯干体力劳动，因此在挑土的时候总是落在民工的后面。并且由于年龄的关系，腿脚都不那么了利索了，所以别人是挑一挑土轻轻松松不在话下，而他们则是每挑一挑土都显得非常吃力。说实在的，挑一天土下来，肩膀也磨皮了，腿脚也肿了，可是第二天还得照样接着挑，并且挑土的任务没有丝毫减少，很多时候是有增无减的。那个时候，完不成分派给你的任务是要挨饿和被批斗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下放来的人更是苛刻，那些个大小头目的枪筒子经常落在他们身上。

我的同事在那个时期恰巧是个小小的负责人，并且还混得个给民工发牌的差事，也就是民工每挑一挑土就发给民工一个牌，以所发的牌的数量来计算每一个民工挑土的多少，分派给民工的挑土任务也是由所发的牌数来决定的。

我的那个同事看他很吃力，就心生怜悯，因此就利用发牌的权利，望望两头没有人，也就是乘没有人注意的的时候，而且会经找一些机常悄悄的给他们多发几个牌，并且经常替他们讲好话。后来遇到了好政策，那些老同志一个个官复原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另一个回族则给我们讲了一则他当民工时期的笑话。说是在那个当民工时期，男女都是同住一个窝棚里。有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在任（占）铺位的时候老是争不过人家而任（占）不到铺位。有一次他还去迟了，铺位都差不多被别人任（占）完了，总之，他到这里也是有人任着，到那里也是有人任（占）着，还好，在一个角落还剩一个空铺位没有人任（占），可是这个铺位连着的是个女人的铺位，要到那个铺位必须从女的铺位上通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还是把自己的行李放在那个空铺位上了，可是那个女人却不准他把行李放在自己的铺位里面的那个空铺位上，原因是进入那个铺位要从女人自己的铺位上爬过去。最后弄得他没办法，只能离开了那个空铺位。到了晚上开动员会的时候，那些个大小头头叫民工有什么问题就提出来的时候，于是他就把手举得老高，当干部叫他发言的时候，他就说道：“报告某某领导，某某的老婆不让我睡”（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讲的人说了两个人的名字了，只是我不能照实写了罢），于是肃静的会场一下子就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那些个头头脑脑制止了半天才安静了下来。我的同事一边讲还一边忍俊不住的笑，他还说每当想起这个故事就想笑。

当然那个时期的故事还很多，这里我就不一一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