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贸易合同范文集锦五篇

随着法治精神地不断发扬，人们愈发重视合同，关于合同的利益纠纷越来越多，签订合同可以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那么一份详细的合同要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贸易合同7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贸易合同 篇1

_________(以下简称售方)为一方，与_________(以下简称购方)为另一方，签定合同如下：

一、合同对象

根据_________协议精神，在中国、_________国境车上交货条件下，售方向购方售出，购方从售方购入货物。其品名、数量、种类、价格及交货期均按第1、2号附件办理，该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合同总金额为_________元。售方有权对所供物货数量多交或少交3%。

二、价格

根据本合同所售出的货物价格以_________计算，系_________交货价，包括包皮，包装和标记等费用在内。

三、交货期

交货期在本合同附件1、2中规定。

发运站在国际铁路运单上的戳记日期视为交货期。

四、付款

买方应在收到货物后3天内将货款凭卖方提交的下列单据汇至卖方指定帐户，还包括：

1.帐单3份

2.铁路运单副本

3.品质证明书3份

4.装箱单3份

五、品质

按本合同所售出货物的品质应与双方所确认的，各执一份的样品相一致，应该符合本合同附件中所规定的技术条件和售方国国家标准。

商品质量应由售方国生产者或售方国商检机关出据的品质证明书证明之。

购方在本合同供货结束后，仍将标准样品保存六个月。

六、包装和标记

包及标记应保证货物在运输和可能发生的换装时的完好无损，同时应保护货物免受气候的影响。

包装应符合本合同附件中规定的要求。

每件货物或货签上应以不易抹掉的颜色用中、_________文刷下列标记：合同号、货件号、毛重、净重、包装箱尺寸(厘米)、品名及货号、运输号、收货人和发货人。

包装箱高度超过1米时，应标上重心符号和字母“цt”。

标记应符合国际货协要求并且应刷写在包装箱两侧(侧面，最好在端面)。

每箱货物应附有详细的装箱单，上面注明品名、货号、规格、数量、箱(包)号。

七、发运程序

发货时，售方应随铁路运单附下列单据：

1.发货明细单2份(明细单标明合同号、协议书及附件号);

2.品质证明书1份;

3.装箱单1份;

售方应自发货之日起七天内用电报或信函将下列事项通知购方：合同号、品名、件数、发货日期、车号、运单号、收货人。

售方负责将按本合同售出的货物运达指定交货地点。

货物的所有权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或破损的责任，从货物自售方国铁路交给购方国铁路时起，即由售方转至购方。

八、其它条件

任何一方无权在未取得另一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将本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交给第三方。

本合同的任何更改和补充都应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由双方签字。

本合同签定后，一切谈判及在此之前进行的与合同有关的一切来往信函均告失效。

领取进口/出口许可证由买方/卖方负责。

本合同在双方取得进口/出口许可证后生效。

本合同一式_________份，均具有同等效力。

卖方(盖章)：_________ 买方(盖章)：_________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签订地点：__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__

易货在国际贸易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下列两种形式：

1.直接易货

直接易货又称为一般易货。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讲，易货就是指以货换货。这种直接易货形式，往往要求进口和出口同时成交，一笔交易一般只签订一个包括双方交付相互抵偿货物的合同，而且不涉及第三方。它是最普遍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易货形式。对于需要通过运输运送货物的交易方来说，由于这种易货形式一般要求进出口同时进行，因此，应用中存在困难。于是在实际业务中，就产生了一些变通的做法，最常见的即为通过对开信用证的方式进行易货贸易。在采用对开信用证进行易货时，交易双方先签订换货合同，双方商定彼此承诺在一定时间购买对方一定数量的货物，各自出口的商品按约定的货币计价，总金额一致或基本一致，货款通过开立对开信用证的方式进行结算，即双方都以对方为受益人，开立金额相等或基本相等的信用证。由于交货时间的差异，双方开立信用证的时间也就有先有后，先进口开证的一方为了使对方也履行开证义务，一般都在信用证内规定该证以对方按规定开出信用证为生效条件;或规定，该证的金额只能用来作为对方开立回头证之用，以此控制对方。

2.综合易货

综合易货多用于两国之间根据记帐或支付(清算)协定而进行的交易。由两国政府根据签订的支付协定，在双方银行互设帐户，双方政府各自提出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提供给对方的商品种类、进出口金额基本相等，经双方协商同意后签订易货协定书，然后根据协定书的有关规定，由各自的对外贸易专业公司签订具体的进出口合同，分别交货。商品出口后，由双方银行凭装运单证进行结汇并在对方国家在本行开立的帐户进行记帐，然后由银行按约定的期限结算。应注意的是，一定时期终了时，双方帐户如果出现余额，只要不超过约定的幅度，即通常所说的“摆动额”，原则上顺差方不得要求对方用自己外汇支付，而只能以货物抵冲，即通过调整交货速度，或由逆差方增交货物予以平衡。

易货贸易退(免)税规定

易货贸易出口销售在核算上基本同于自营出口销售。只是在外汇结算上，易货贸易一般是相互记帐，收不到外汇。对易货贸易的出口退税，主要是比照自营出口退税的方法办理。

贸易合同 篇2

为掌握企业电子合同的签订情况，开发区税务到辖区内四家国际知名的外资企业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文介绍了调查的原因及内容，通过对调查掌握的数据的统计分析，阐述了目前企业签订合同及印花税缴纳中存在的三个问题，并就加强电子合同印花税征管进行了思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商务这一新型贸易方式在我国迅速发展。在促进贸易发展的同时，又为税收制度改革及征管手段的改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诸多税种中，印花税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如不顺应电子商务的发展，完善《印花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就难以有效避免印花税的税款流失。

一、调查的原因及内容

近几年，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数据电文交换信息来订立合同。电子合同因其载体和操作过程与传统书面合同不同，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书立合同的双方或多方在网络上运作，可以互不见面。合同内容等信息记录在计算机或磁盘中介载体中，其修改、流转、储存等过程均在计算机内进行。二是表示合同生效的传统签字盖章方式被数字签名（及电子签名）所代替。三是电子合同的生效地点为收件人的主营业地；没有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二）电子合同所载金额较大。

据调查统计，四家企业签定合同金额合计37033822563元，其中购销合同金额合计36956211747元（购销合同数量多，有些企业具体数据未做保留，合同份数统计不准确），占总金额的99.8%；签定技术合同236份，金额为77610816.03元，占总合同金额的0.2%。从合同的签订形式来看，以网络形式签定的购销合同为36432721229元，占总合同金额的98.3%；纸制购销合同金额为523490517.7元，占1.5%。以网络形式签定的技术合同7556515.95元，占0.02%；纸制技术合同70054300.08元，占0.18%。

3、纳税人自主选择权较大。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xx〕150号）的规定，地方税务机关可以核定纳税人印花税计税依据。同时市地税局制定了《北京市印花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要求纳税人不能够满足国税函〔20xx〕150号文件规定中条件的，即可按《核定征收》的办法执行。纳税人在自愿的原则上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纳税人，换言之纳税人的自主选择权非常大。一些规模小的、制度不健全的企业很愿意采用《核定征收》的方法，同样一些企业规模大的、财务健全的企业也很愿意采用《核定征收》的方法缴纳印花税。但是两者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因为税款少、少麻烦也方便；后者是因为经过税收筹划，认为《核定征收》对自己有利，达到合理避税为目的。

三、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的思考

1、确认数据电文签订合同的法律效力

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当事人之间主要是依靠数据电文交换信息来订立合同。电子商务产生的非纸质的数据电文与传统的书面文件相差很大，表现形式是通过调用储存在磁盘中的文件信息，利用电脑显示在屏幕上的文字来表现，电子文件的存在介质是电脑硬盘或软盘介质等。如果要承认通过数据电文订立的合同的有效性，首先就要承认数据电文的法律效力。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颁布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第11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协议，合同各方可通过数据电文的要约和承诺的方式来缔结合同，并不得仅仅以使用了数据电文为理由而否认该合同的有效性或可执行性”。我国《合同法》第十一条也规定将数据电文作为合同“书面形式”的一种，这是功能等同法，即符合书面形式功能的东西便可视为书面形式，而不论它是“纸文”还是“数据电文”。据此，只要一项数据电文所含信息可以阅读并能够调取以备日后查用，法律就应该对其效力加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草案第二条以数据电文形式进行的商务、政务活动，适用本法，也已确定了它的法律地位。

2、改革与完善《印花税暂行条例》，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印花税暂行条例》是1988年颁布实施的，当时计算机的应用没有普及，对电子合同应否纳税，如何纳税没有规定。新《合同法》在1999年10月1日施行，对电子合同有明确规定，但国家没有对印花税政策随之调整，其中关于合同的有关规定，依然以《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部旧法为依据。根据法律效力原则，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自新《合同法》生效之日，三部旧合同法已废止失效，印花税有关合同规定应相应以新《合同法》为依据。因此应尽快修订完善《印花税暂行条例》，在征税对象方面，可将原来对各类合同、凭证征税，改为对各类经济行为征税，即对购销、财产租赁、借款、产权转移、赠与、委托、行纪、提供信息等经济行为征税。只要纳税人发生了条例规定的应税行为，无论是否订立合同，均须按规定缴纳印花税。这样规定可以有效地避免因纳税人不提供合同而使税收无着落，从而进一步减少偷逃印花税行为的发生。

贸易合同 篇3

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货物的买卖也开始频繁起来。而这种买卖，总是以签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方式来进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也是一种合同，因此，合同法之原理原则，如契约自由，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同样应当适用。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也要求当事人应具有完全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应该一致且不存在瑕疵，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区别于一般合同之处就在于：它是有形货物买卖的合同，货物的买卖要进行跨越国界的流动，其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一定是在不同的国家，而对于当事人的国籍或合同的民事或商业性质，则不予考虑。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具有国际因素，在特定国家看来就是具有涉外的因素，为了保证国际货物买卖的顺利进行，国际上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与法律，以规范合同的形式，以保障交易的公平与安全。

就合同的形式而言，无论是以非立法的方式统一和协调法律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还是以示范法形式约束当事人行为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都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形式有着明确的规定。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目标是要制定一套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均衡的规则体系，而不论在它们被适用的国家的法律传统和政治经济条件如何。这一目标在《通则》正式文本中和这些规则所反映出的总的指导方针中都能得到体现。它还可作为国内和国际立法者在一般合同法领域或是针对一些特殊类型的交易起草立法时的范本。就国内立法而言，《通则》对有些国家可能更为有用，尤其是对象我国这样的缺乏完善的合同法规则体系，但又力图使其法律达到现代国际水准的国家，借鉴《通则》的规定可以对我国的法律至少是有关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法律更符合国际趋势。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一章总则里的第1。2条 即指明了国际商事合同中的无形式要求原则。《通则》规定：“通则不要求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或由书面文件证明。合同可通过包括证人在内的任何形式证明。”这也就说明了：

　　1.合同作为一种规则不受形式要求的约束

该条阐述了这样一个原则：作为一种规则，合同的订立不以任何形式方面的要求为条件。虽然该条只提及了书面形式的要求，但这还可延伸到其他的形式要求。该原则不仅适用于合同的订立，同时还适用于合同订立后经当事人同意所进行的合同的修改或终止。这条原则虽不会被所有的法律体系采纳，但会得到很多法律体系的认可。它似乎特别适合国际贸易关系，这主要是得益于各种现代化的通讯方式，很多交易能非常迅速地进行，并且无纸化。从贸易便利的角度而言，单一的书面合同形式原则由于繁琐而不利于当事人的市场交易的及时性;从各国司法的角度而言本条的第一句考虑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些法律体系把形式要求看作实质要件，而其他的法律体系则仅将之作为证明文件。本条第二句旨在进一步表明：当采用形式自由的原则时，就意味着口头证据在司法程序中的可接受性。当然，这也要求法官在司法技术上的把握。

　　2.在适用法中可能出现的例外

由于《通则》第1。4规定：“通则的任何规定都不得限制根据有关国际私法原则而应适用的强制性规则的适用，无论这些强制性规则是国家的、国际的还是超国家的”，因此，形式自由的原则可以被适用法的强制性规定所取代，因此在商事活动中这种合同形式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

　　3.当事人可以商定的形式要求

由于合同法中契约自由以及意思自治的原则，《通则》也规定了当事人自己可以商定合同订立、修改或终止的特殊形式。因此就国际商事活动而言，大部分的合同应适用无形式要求原则，但这一规定并不是绝对的。

再从国际货物买卖法的角度来看，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不是一定要用书面形式这有不同的立法例。在英国，无论国际或国内的货物买卖合同，都既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还可采用部分书面部分口头的形式。而在美国，则主张用书面形式，但对于口头形式并非完全无效，只是交易金额在500美元以上的买卖合同，如果没有书面证明，在诉讼中法院将不以强制执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完全从英国立法例，第十一条规定：“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它条件的限制。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在旧的《涉外合同法》中规定了国际货物的买卖必须要具备书面形式，因此，我国在加入公约时对第11条做了保留。但是1999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了：“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才用书面形式，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应当说，《合同法》的规定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向国际接轨的一个标志，它符合了《国际商事通则》的规定，是我国合同法规则体系的一大进步。据此，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已经不必一定要采用书面形式并经过当事人签字，而是采用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都可以，这也是为了适应电子商务的需要。

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的涉外货物买卖合同的订立，从形式上讲可以适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而对于合同的变更以及根据协议终止，《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十二条规定：“本公约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其它意旨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做出的任何规定不适用，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在已按照本公约第九十六条做出了声明的一个缔约国内，各当事人不得减损本条或改变其效力。” 第二十九条规定：“(1)合同只需双方当事人协议，就可更改或终止。(2)规定任何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必须以书面做出的书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它方式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但是，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如经另一方当事人寄以信赖，就不得坚持此项规定。” 第九十六条规定：“本国法律规定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的缔约国，可以随时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声明本公约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其它意旨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做出的任何规定不适用，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在该缔约国内。”从立法的角度而言，这完全符合《国际商事通则的规定》，在示范法的基础上充分的尊重了当事人的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就我国的对外贸易而言，作为wto的成员国，《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在涉外货物贸易过程中，应该遵循公约的规定，做到与国际接轨。

贸易合同 篇4

摘要：信用证尽管被认为是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但是基础贸易合同的履行仍然对信用证产生重要的影响，基础合同的履行得当与否会直接干预信用证的正常履行。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之间的商业利益关系决定了开证行能否正常对外付款。

关键词：信用证；独立性；

信用证系开证行应申请人的请求对外开立的承诺在所提交的单据和信用证规定的内容和要求一致的情况下，承担付款义务的有条件的付款承诺。信用证关系被认为是一项独立的法律关系组合，但是最核心的法律关系是开证行和受益人之间的有条件的付款承诺关系。信用证这项贸易结算工具创立至今，极大地推动了贸易的发展，被视为是将金融信用取代商业信用的积极创造。信用证适用的统一惯例也为广大贸易者、银行、航运者所接受，成为世界上适用范围最广的国际法。

信用证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生命力，在于其有着极强的独立性，信用证开立后则独立于贸易基础合同，开证行凭借自己判断对外做出是否付款的意思表示，受益人也可直接主张于信用证开证行以获得相应的付款。可以说信用证的独立性特点是信用证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最根本原因。但信用证的独立性是否就已经真正发展到超脱基础贸易合同而成为与基础贸易合同毫无瓜葛的法律关系，从而与基础合同之间形成井水不犯河水的并行的体系呢？笔者认为，无论如何信用证在其运行中总会受到基础合同的强大影响，从而极大地改变名义上的独立性。

一、基础贸易合同中约定信用证开立条款时的干预

信用证充其量仅仅是一个结算工具，是贸易双方就资金如何支付所做的安排。按照一般贸易规则，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的买方负有向卖方支付款项的义务，买方支付款项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不外乎采取包括现金、汇款、托收或者信用证的方式。从安全性角度而言，信用证被视为最安全的结算工具，信用证拉近了买卖双方之间的距离，减轻了因双方之间的不信任而产生的副作用。

买卖双方一旦同意采用以信用证为结算的工具，则就涉及到信用证的开立时间、信用证开立银行的接受与否、信用证开立的费用承担、信用证中具体的单据的种类份数出具人等条款。这些条款都会被纳入基础贸易合同的范围，买卖双方就这些开证条款进行充分的磋商并达成一致，最终成为基础贸易合同的一部分。

可以这样说，基础贸易合同中就信用证开立条款所作出的约定是后续买方申请开立信用证的基础，没有双方在基础贸易合同中的磋谈，就谈不上信用证的适用。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信用证开立条款的约定一般都会被直接纳入开证申请人要求开证行开立的信用证条款当中，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基础贸易合同时信用证的源泉。

二、申请开立信用证时基础合同对信用证的干预

一般我们认为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在开证时产生的申请开立信用证法律关系，此法律关系也和信用证法律关系相独立。我们承认申请开立信用证法律关系和信用证法律关系之间是独立的法律关系，但是不能否认在申请开立信用证时，基础合同对信用证产生的重大影响。

买卖合同的买方基于自己的方便等原因的选择，会选择一家银行做为信用证的开证银行对外开立信用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开证行对外开立信用证是应开证申请人的委托进行的，虽然开证行对外独立开立信用证的法律后果并不直接归于开证申请人，但是开证行对外开立信用证一般不得超脱于买方的指令。

申请开立信用证时，买方一般会向信用证开证行提交开证申请，或者签订申请开立信用证的合约，在此合约当中，买方也即是申请人会详细地就信用证条款的几乎全部内容做出详细的要求，这类要求和前面我们所讲的基础合同里的约定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也就是将基础合同里所约定的开证条款的内容以清晰的意思表示，指令或要求开证行如是办理。在申请人提交的开证申请并未违背UCP的强行规定的情况下，一般开证行均会按照申请人的要求对外开立信用证。

也就是说开证行对外开立的信用证实际上就是将贸易基础合同中某些条款对外进行了细化，使之符合UCP的要求，以及符合国际银行间标准实务的要求。

三、不符点的提出与放弃中基础合同对信用证的干预

信用证能否充分地得到履行其法律要求表现为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是否会出现不符点，或者说开证行是否会就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做出单证不符的判断，再进一步则为开证行做出单证不符的判断能否成立或者是否最终放弃。

1、不符点（DISCREPANCY）的根源

所谓不符点是指受益人提交的单据不符合信用证的约定的各明细内容。从其来源上来看有两类最常见的不符点。一类是根本性的不符点，即单据的产生本身已经不符合信用

证的约定，从而导致不符点不可能也不应该得到弥补。比如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期限，提单的出具日期已经超过了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受益人本身已经是延期交付货物，在此情况下，船运公司签发的提单上记载的装船日期已经不可能和信用证相符，此类不符点是根本性的不符，是不可修改的不符点，如果强行为了满足信用证的条件而使之相符，则会落入无尽的法律纠纷，在本文中我们不做阐述。

还有一类不符点是轻微的不符，或者是可修改的不符。主要表现为因为某种操作的失误而导致在单据上显示的内容和信用证规定不相符合，诸如打字产生的错误等等。此类不符合前者的不符有着质的区别，这些不符不是履行基础合同中产生的不符，而是信用证下出现的不符。但是此类不符同样可能导致不符点的主张得以成立，如果此类不符点符合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的原则，则对开证行来讲一样可以达到拒付的条件。

2、开证行提出单证不符时基础合同的影响

从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制定者角度而言，制定者希望通过惯例统一各方就单据是否符合信用证的不同认识从而达到较少不符点争议的目的出现。根据统一惯例的要求，开证行也应当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外独立做出单证是否相符的意思表示。

但事实情况却远非如此。信用证从其开立到接受单据再到最终付款有着一段时间，姑且不论是远期信用证，在即期信用证下，都会有相当一段时间，所以开证申请人一般均在开立信用证时提交部分保证金已开立信用证，待到开证行付款之时再将全部款项补足。这一信用证的强大的融资性质，导致单据到达开证行时开证行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开证申请人的资金做保障，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影响，或者为了使单据提示和最终付款之间产生缓冲，许多开证行在接到单据时首先即对外宣称不符，然后择机要求开证申请人提供充足资金后再行付款。从这一点上分析，开证合同能否履行严重影响了信用证关系的正常运转。

更为严重的是，即便是本文曾经提到的一些轻微不符点的出现，如开证申请人已经丧失了商业信誉，根本无力偿还信用证可能出现的垫款，则开证行会竭尽全力寻求不符点的成立，从而达到拒付信用证的目的，此时信用证基础合同开证申请人的情况对信用证交易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当然，如果开证行仅仅是因为申请人出现了某些状况而试图以不符点为借口达到拒付的目的，则受益人应当依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判断标准以及相关的司法实践队开证行的上述无理拒付采取法律措施，一旦这些不符点被认定为不成立，那么根据民法基本的'原理故意促成条件不成就的人无权宣称条件不成就，开证行也就逃避不了付款的义务。

3、放弃不符点时基础合同对信用证关系的影响

我们在分析以上情况时曾经说过，单据的不符点存在诸多原因，有些不符点是根本性的不符点，不可能得到修改，这是单证之间的绝对不符。按照信用证交易的一般规则，在单证不符的情况下，开证行即无须对受益人进行付款，也即开证行对外做出的有条件的付款承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开证行即享有脱离信用证关系约束的权利。那么是不是不符单据的提交开证行就确定不付款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现实交易当中，受益人虽然提交的单据存在着不符点，此时受益人一般会跟申请人做出联络，寻求申请人对上述不符的确认，申请人一般会明确告知受益人，此类不符点他们会予以接受，受益人仍可迳行向开证行提交单据，并可获得付款。

开证行在接到此类单据时，也会通知申请人并告知申请人此类单据上出现的不符，如果申请人明确告知开证行，他们对此类不符点均会接受，此时开证行仍可对外做出付款的承诺。从这一点上分析，开证行的独立判断信用证不符权变成了首先由申请人判定，其次才是开证行对外做出意思表示。根据法律上的禁反言原则，开证行一旦同意对外放弃不符点，则开证行的付款应当是确定的，不可撤销的。

四、基础合同对信用证的干预的利益分析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样一句话，在信用证交易的运行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之所以将贸易合同称为基础合同，即在于在此基础上的其它交易行为的运行都受其影响，如果没有基础合同的正常履行，就不能完全保证信用证关系的正常运行。

从利益角度出发，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之间一般均具有良好的商业往来关系，同理受益人和其往来银行（被指定银行）之间也一般具有良好的商业关系。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是利益的共同体，他们实际共同承担着对外付款的责任，尽管表面上时开证行对外付款，但是该款项实际仍应由申请人对外支付。而信用证下的各类单据只不过是经过银行的手而最终转移到开证申请人手中，单据所代表的货物是否能真正为申请人所需，是否回给申

请人带来损失，直接影响着申请人是否真正愿意接受这些单据。在申请人愿意接受货物的情况下，任何单据表面上的不符点都是轻微的，在申请人根本不愿意接受货物的情况下，任何单据上的不符点都是重大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不符点只不过是付款是否能够完成的一个托辞。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银行是依靠信誉存的企业，如果银行在信用证的执行上经常会借口不符点是否成立来达拒付的目的，则该银行的商业信誉就会广受怀疑，直接的经济后果是此后的交易中当事方将不会接受此银行开立的信用证，这对经常拒付的银行来说是不利的。

但是出口方做为受益人一旦选择了信用证做为结算的工具，即应当充分利用该工具的优势，尽力正常履约，并努力防止出现单据中的不符点的存在，从而真正达到使得商业信用证转换为银行信用的目的，以使得自己的利益得到合理的保护。

贸易合同 篇5

中国n省w公司与f国s公司于1995年1月26日签订了《补偿贸易合同》。合同规定s公司向w公司提供由y国k公司生产的加工番茄酱成套设备，生产能力为每小时20吨原料，并提供该设备二年的零配件、备用件、检测化验用仪器、设备的安装和技术服务。设备主要部件装船离岸的最后日期不迟于1995年5月20日，剩余部件在1995年6月15日前空运到北京机场。合同总金额330万美元(其中设备款290万美元、s公司在1995年7月底前支付w公司用于生产启动的预付款40万美元)。w公司分三年以该设备生产的番茄酱偿还全部款项。合同于1995年3月14日经n省对外经经济合作厅批准生效。

　　申请人w公司的索赔要求和理由

双方签订的生效后，w公司积极开展了建厂、安排番茄种植等一系列工作。为使1995年7月正式投产，w公司进行了厂房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国内配套设备的购置、9200亩番茄的种植(95年3500亩、96年5700亩)、派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岗位工人学习培训、办理报关商检、保险、进出口代理、工商登记、土地购置、仪器卫生检验以及保险、消防等手续。同时，w公司还从1995年3月至1996年4月付给被申请人810万人民币和13万美元。

但是，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s公司既没发运任何设备，也未支付分文用于生产启动的预付款，其违约行为造成w公司的重大经济损失。

为了弥补w公司的损失，更主要的是w公司出于友好合作的良好愿望，双方于1995年8月17日签定了《备忘录》和《补充协议》。《备忘录》规定：为了弥补w公司种植者种植番茄的经济损失，s公司于1995年11月底前偿付w公司20万元人民币。《补充协议》规定s公司应于1995年9月底前发运设备。

但s公司仍未履行上述义务，既未支付20万元人民币，又未发运设备，致使w公司的经济损失继续扩大，双方于1995年12月2日进行紧急协商。为了保证96年度的生产能如期进行，双方在《补充协议》中明确规定s公司于1996年2月15日将番茄酱设备装船发运离港。

s公司逾期仍没有发运设备。而番茄生产的性很强，双方于1996年3月8日再次签定《设备发运协议》， 《协议》规定s公司必须于1996年3月27日前把全套番茄酱生产线设备(包括化验仪器和设备配件)空运到北京航空港交货，s公司则保证退款。

该《协议》签定后，w公司做好了接运、安装的一切准备工作。为了及时接运设备，申请人按照集装箱的数量组织安排了14辆国内卡车前b市空港。但s公司仍未发运任何设备。3月28日17时，w公司致电s公司：“如不能在3月31日前到达b市航空港，我方将向贵公司提出赔偿追索起诉。

1996年4月初，双方就合同履行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当时传闻国家将不再对补偿贸易项目的进口设备实行减免海关税的优惠政策，在s公司承诺海关税由其负担并保证w公司7月份试车投产的前提下，双方拟以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继续履行原合同。但有关合资企业的协议及各项文件并未签字和报批，而经证实国家对补偿贸易项目的进口设备实行减免海关税的优惠政策截止期是1996年底，因此，拟建合资企业事项并没有实际取代原补偿贸易合同。

对合同继续履行有实际意义的是4月5日《关于由补偿贸易改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协议》和《关于合营企业设备购置协议》中关于设备到货期的规定，在《关于由补偿贸易改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协议》中规定，s公司应在4月下旬完成设备的购置发运工作。《关于合营企业设备购置协议》中规定，分两批运到中国t港：第一批货于 1996年5月20日到岸，第二批货不得迟于6月20日到岸。

w公司按照约定继续进行1996年的番茄种植和番茄酱的生产准备工作。但在4月27日，w公司接到s公司写为“4月19日”的传真和设备生产厂家4月18日、4月26给被申请人的传真，告知设备可能延迟装运、最早的航班也只能在6月29日以后到达、设备主件“蒸发罐”有可能被转卖、不能保证在96年的番茄生产季节投产。w公司立即回传真表示拒绝：“任何晚于5月10日启运设备的安排，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并明确告诉s公司：“请贵公司注意：如果由于设备不能及时到货，而影响我司安装生产，我司将不会再进行这项易，而要求退回催款，追赔损失。”

5月2日，s公司传真告诉w公司，他们“在设备问题上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请你们不要进行今年的番茄种植计划。”这意味着：不仅96年已经大面积种植的番茄、与种植者签定的番茄收购合同等事项将必须赔偿，而且w公司96年生产番茄酱的工作计划也已经落空。这是w公司所无法接受的，w公司在5月3日的传真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并强调“再次提醒贵公司注意，如果设备不能如期到货，我司将对贵公司提出索赔起诉。”

随后，w公司被告知番茄酱生产设备主要部件已被生产厂家转卖，重新生产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周期，96年投产已毫无可能。由于s公司不履行合同的行为，已给w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5月17日，w公司传真s公司：“鉴于上述情况，我司不得不决定，中止我们之间的协议关系，要求贵方全部退回我们预付的设备款项，并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

s公司对于w公司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解除合同的要求置若罔闻，在5月20日的传真中单方面将设备的装运日期改变为96年年底，并要发运少量对投产无实际意义的设备，这是一种单方面的人为地扩大损失的行为。w立即告知s公司：即使s公司发运了设备，w公司也不提货，自1996年5月17日后，双方只就处理合同解除的遗留问题进行商谈，不存在合同继续履行的问题。

对于w公司如此明确态度，被申请人继续一意孤行，在6月3日传真中，s公司要求w公司以书面方式明确，”否则，部分设备的装运将按计划进行。”w公司当即将“关于重申终止补偿贸易合同的函”传真给s公司，重申：“1、自1996年5月17日，终止双方所签合同。2、要求退还我方向你方支付的预付款。3、要求赔偿我方相关投资损失。”

此后，s公司竟然违背国际商贸的一般准则，单方面人为地扩大损失，在7月中旬和8月初，w公司收到s公司分别于6月17日和7月18日发运部分货物的通知，这两批货物在价值不足设备款的15%;在项目上属于支架、镙栓等非主要零部件，根本无法形成生产能力，理所当然地为w公司所拒绝。

w公司所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是由于s公司不履行补偿贸易合同的行为造成的。因此，w公司请示仲裁庭：裁决解除双方的《补偿贸易合同》; 裁决s公司退还w公司预付的设备款810万人民币和13万美元，并补偿该款项的银行同期利息。

裁决s公司赔偿w公司的经济损失。其全部损失包括：(1)设备预付款人民币810万元、美元13万元;(2)设备预付款的银行同期货款利息,共计人民币117.5万元(截止到1996年12月)，请求仲裁庭按实际发生的利息裁决;(3)厂房建安损失，按实际发生额计算为人民币435万元;(4)种植番茄损失，按实际发生额计算为人民币514.3万元(5)本案仲裁费人民币25.358万元。

　　被申请人s公司的答辩陈述和理由

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本案后，仲裁委员会秘书局于1996年8月20日按w公司《仲裁申请书》中提供的s公司在h的法定地址用特快专递向s公司寄送了本案仲裁通知、仲裁申请书及附件、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 。1996年8月22日，快件公司通知仲裁委员会局称在h的公司已关闭，该书件被退回。

1996年9月5日，仲裁委员会秘书局又按w公司提供的s公司b市办事处的地址用挂号再次向其寄送了本案仲裁通知、仲裁申请书及附件、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但s公司未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指定仲裁员、提交答辩书和反诉材料。

1996年10月30日，仲裁委员会秘书局仍按s公司b市办事处的地址向其委托送达了本案仲裁通知的复印件、仲裁申请书及附件、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要求s公司按仲裁规则的要求提交书面材料。如逾期不提交，仲裁委员会将继续进行仲裁程序。但s公司仍未提交任何书面材料。

w公司按照仲裁规则指定了仲裁员。由于s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指定或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仲裁员委员会主任根据仲裁规则第26条之规定为其指定了仲裁员。由于双方未在规定期限内共同指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没。三位仲裁员于1996年12月17日共同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

1996年12月17日，仲裁委员会秘书局委托e律师事务所向s公司送达了开庭通知。

1997年2月18日，仲裁庭如期开庭审理本案，w公司派仲裁代理人出席了庭审，而s公司未派代表或仲裁代理人参加开庭，也未提交任何书面材料，仲裁庭根据仲裁规则第42条“仲裁庭开庭审理时，一方当事人不出席，仲裁庭可以进行缺席裁决”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了缺席裁理，在庭审过程中，w公司就事实作了口头陈述并回答了仲裁庭的提问。

1997年2月20日，仲裁委员会秘书局委托e律师事务所向s公司送达信函，将开庭情况告知s公司，要求其如对w公司的仲裁申请书及附件材料有意见或异议，或者要求仲裁庭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应在1997年3月14日前以书面开工提出，逾期，仲裁庭将不再接受过期材料，并将根据现有书材料和开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决。

1997年3月11日，仲裁委员会秘书局委托e律师事务所向被申请人寄送了w公司庭后提交的补充意见及附件，要求s公司如有意见或异议，应于1997年4月4日前书面提出。逾期，仲裁庭将不再接受过期材料，并将根据现有书面材料和开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决。但s公司始终未提交任何书面材料。

　　[仲裁庭意见]

关于适用法律

本案当事人在《补偿贸易合同》第十二条中已约定，双方的争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因此，本案仲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关于合同的履行

仲裁庭注意到本案合同是一项补偿贸易的合同，除《补偿贸易合同》外，还 有2个合同：即《设备进口合同》和《产品返销合同》。

根据《补偿贸易合同》第十条规定，《设备进口合同》是其附件a，《产品返销合同》是其附件d，连同其他附件，构成合同的完整性。《补偿贸易合同》只是在包括所有附件时，才完全有效，而且《补偿贸易合同》第一条3款规定：“附件a、b、c、d、f、g是不可撤销及具有同等效力。”因此，仲裁庭认定，所称履行本案合同，包括作为a的《设备进口合同》和作为附件d的《产品返销合同》的履行。

仲裁庭注意到，作为本案合同的附件a的，《设备进口合同》第二条2款明确规定“设备主要部件装船离岸的最后日期不迟于1995年5月20日，剩余部件将在1995年6月15日前空运到港。

仲裁庭也注意到，即合同规定的交货期的近一年后，s公司还在向w公司表示 “很遗憾在欧洲我们在设备问题上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这就是说，虽经w公司多次给予 s公司以额外的时间来履行合同，s公司仍就没有能力履行，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一、二、款的规定，w公司有权解除合同。w公司于1996年5月17日和6月6日两次书面通知s公司“自1996年5月17日，终止双方所签的补偿贸易合同”是合法的，仲裁庭认定这两个书面通知是有效的。

　　关于w公司的仲裁请求

(1)仲裁庭支持w公司的第1项仲裁请求，仲裁庭认定：解除《补偿贸易合同》;该合同，连同包括《设备进口合同》和《产品返销合同》在内的各个附件，都已于1996年5月17日终止。

(2)仲裁庭审阅了w公司提交的文件、单据和证据，证明w公司确实在不同月份向被申请人支付了预付设备款等共计人民币8，100，000元和130，000美元。由于s公司没有履行设备交货义务，w公司的第2项仲裁请求应予支持。仲裁庭认定：s公司必须在本裁决规定的限期内向w公司支付人民币8，100,000元和130,000美元。

(2)仲裁庭还认定，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仲裁庭审阅了w公司提交的“利息计算依据”，认为是合理的，申请人只计算到1996年12月，仲裁庭认为应考虑w公司的“请求仲裁庭按实际发生的利息裁决”请求，利息应计算到本案的裁决之日，即1997年7月10日(175,000+8,100,000+130,000×0.01× 6.3=1,753,277)。仲裁庭认定：被申请人必须在本案裁决规定的限期之内向申请人支付利息人民币1,753,277元。

　　关于w公司的其他经济损失

仲裁庭审阅了w公司提交的关于其经济损失的材料，仲裁庭注意到，所有经济损失共有2项。仲裁庭的意见如下：

(1)厂房建安损失：人民币4，350，000元，包括建筑安装工程、工资、差旅费、设计费、培训费、外贸代理费和其他 。仲裁庭认为以上费用，除培训费和外贸代理费外，均应转为w的固定资产，二项固定资产为w公司所有，因此不是损失。关于培训费，根据《补偿贸易合同》第五条的规定，应由s公司提供培训。而w公司提出的培训费用是请f罐头食品厂培训而发生的，已超出本案合同范围，仲裁庭不予支持。关于外贸代理费，申请人没有提供单据或其他证据，仲裁庭也不予支持。

(2)种植番茄损失：人民币5，143.000元，包括种籽、地膜、围帘、化肥、筐箱、人工费、其他、赔偿费。仲裁庭审阅了w公司提交的有关文件、单据、证据，认为这些损失确是由于s公司未按时付设备而造成的。s公司应该予以赔偿，仲裁庭支持w公司的这项仲裁请求。

(3)仲裁费的承担。 仲裁庭认为，鉴于被申请人未履行合同，是根本违约，应承担本案仲裁费。

　　[仲裁裁决]

解除《补偿贸易合同》;该合同，连同包括《设备进口合同》和《产品返销合同》在内的各个附件，都已于1996年5与17日终止。

s公司应向w公司支付人民币8，100，000元和130，000美元。s公司应向w公司支付人民币1，753，277元，作为赔偿上述款项的s公司应向w公司支付人民币5，143，000元，作为赔偿w公司的经济损失。本案仲裁费共计人民币371，006元，全部由s公司承担。

以上各项款项全计，s公司应向w公司支付总额为人民币15，367，283元和130，000美元，s公司必须在1997年8月25日前支付完毕。逾期不付，则加计年利率为8%的利息。

　　[索赔指南]

在这一起补偿贸易合同索赔案例中，有二点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

在补偿贸易合同中双主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这与补偿贸易合同的性质和特点有关。

补偿贸易是国际经济贸易中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它是由合同当事人一方向另一方提供设备(包括机器设备、技术、必要的原材料及劳务);在一定期限内，由设备进口方用进口设备所制造的产品或所得收益进行偿还是以设备和用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或所得收益的交换;它的“偿还”是在取得设备后的一定期限以后逐步完成的，即具有延期支付的性质;按照补偿贸易取得的设备由进口方取得所有权，用以偿还设备的产品在转移给设备卖方后，设备出口方即取得所有权。

应该说，补偿贸易方式对于设备进口方是风险较小和风险滞后的，因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广泛采用。在双方签定的补偿贸易合同生效后，设备出口方(即本案中的s公司)便负有向设备进口方(即本案中的w公司)提供设备的义务。由补偿贸易合同的基本性质决定，w公司无需用货币来支付所进口的设备，而是用这些设备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分批偿还。在经n省对外经济合作厅批准的本案合同中，是以“番茄酱”作为补偿产品，并且，由补偿贸易合同延期支付的性质决定，w公司也不需要在设备未到达前(甚至设备未生产出产品前)向s公司支付现汇。但s公司完全不履行该合同项下的义务，反而三番五次地要求w公司给其支付现款，迫使w公司分别多次向其支付了810万人民币和13万美元的现款。

在w公司未得到任何设备的情况下，s公司屡次把申请人给其支付巨额现款作为发运设备的先决条件的行为，更加严重的是，s公司在收取w公司巨额现款后，并没有将此款支付给设备生产厂家用于购买设备，致使生产厂家多次拒绝发货、取消空运、转卖设备主要部件，最终导致了合同不能履行，导致了申请人遭受巨大经济损失。

因此，本案仲裁庭作出要求s公司承担全部违约责任，赔偿w公司经济损失的裁决是公正的，维护了w公司的合法权益。

如何对待被申请人采用的“不理会”方式?或者说能否通过采用这种方式有效地对待索赔请求?

在解决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一方当事人经常以“不理会”作为对待索赔诉求的方式，导致缺席仲裁或缺席审判发生。通常缺席的是被申请人或被告，尤其是当其欠债被原告提出仲裁或诉讼索赔时，原告缺席只发生在其面临一个更大金额的反诉时，被告缺席的主要原因是当其为皮包公司时，也有个别有实力的大公司因其法定地址在非1958年《纽约公约》签字国、能致执行困难。

实际上，“缺席”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或者积极的方式，无论是在仲裁还是在审判是，被告的缺席并不能阻止法定程序的照常进行，反而会导致仲裁或审判根据出席一方提供的材料和证据、完全没有缺席一方的反证与抗辩进行并完成，从而作出一边倒的、对缺席一方不利的裁决或判决。正如一位专家所言：“但仲裁员也没有办法，总不能凭空去想一些抗辩来保护缺席当事人。”

正如本案所证明的一样，被申请人s公司的缺席并没有终止本案的正常审理，仲裁庭同样作出了公正的裁决(包括不支持w公司的某些仲裁请求)。对于仲裁员或仲裁庭来说，绝不会因为被告不理会就不审理和裁决了，作为仲裁员关心的是有没有给当事人(尤其是败诉方)适当的通知，有没有给败诉方提供申辩的机会。正如本案的仲裁审理一样，仲裁委员会秘书局多次通知了s公司，采用了法定地址、办事处地址、特快专递、委托律师事务所专程送达等方式，并且在通知中不仅给了被申请人s公司足够的答辩时间、还强调了最后答辩或提交证据材料的期限。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保障了s公司的权利，最后做出了一个不会因《纽约公约》规定的理由导致不被执行的裁决。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国有公司经常“缺席”仲裁或审判，尤其是根据仲裁协议必须去外国或香港地区仲裁时，最后大都得到败诉的仲裁裁决。由于中国是《纽约公约》的签字国，等拿到裁决才说索赔金额太高已时过境迁，因为根据该公约，中国法院是不能对仲裁裁决书内容另作他议的，因此，面对索赔，正确的作法是积极应诉、据理争论、依法抗辩。甚至提出反索赔请求，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应有的合法权益。